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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和敘利亞那裡得到的印象，即阿拉伯領導人現在正在沿著可能達成一項解決辦法的路線思考問題。我還試圖說服我的東道主們不僅要考慮以色列的安全——我完全認識到這必然是他們的首要目標——而且還要考慮同溫和的阿拉伯政權達成一項解決辦法這個長遠需要。但是我與之交談的政治家們一般都很悲觀，尤其是拉賓總理，他們此時似乎不理解阿拉伯人民希望看到巴勒斯但人享有正義，處理這個問題會遇到困難。
然而，一如既往，我發現在以色列有許多值得欽佩的事物——在一個不知民主為何物的地區奉行民主，人們準備為他們的國家作出犧牲，並把從美國和散居在國外的猶太人那裡得到的鉅額款項用來投人生產：他們確實已使沙漠繁花似錦。然而，有一種對我永遠沒有吸引力的機構，那就是吉布茲民我參觀過一個靠近戈蘭高地的吉布茲，在那裡吃了午餐。生活在這些地區的吉布茲中，在某種程度上是安全的需要，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經濟學理論問題。然而，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相當使人洩氣和不自然的集體主義社會試驗。我欽佩選擇這樣一種生活的人們，但永遠也不會想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我的女兒卡羅爾卻不是這樣。作為一個具有某些左翼傾向的十幾歲的少女，她曾告訴丹尼斯和我說，她想在一個吉布茲中消磨一段時間。我們很關心這件事，但是我們知道有一個看起來合適的吉布茲，最後也就同意了。那裡的生活是極其艱苦的，條件也不完備。卡羅爾的任務之一是給小雞注射預防針。她把它們從一個箱子內取出來，給它們打針，然後把它們扔進另一個箱子。不幸的是，不時會有一架戰鬥機轟嗚而過，小雞們就會跳起來，最後就會混在一起。卡羅爾回來後對農場勞工的工作的看法並不那麼浪漫。此外，如同丹尼斯後來對我說的，她可能一直不太善於給小雞注射預防針，但是她肯定被注射了預防社會主義的針。
我由一位以色列將軍——在平民生活中他是一位教授——帶著上了戈蘭高地。他的見解溫和而又穩健，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個適當的時刻他告訴我說，我們站立的地方並非是以色列的土地，只不過是暫時託管直到產生一項保障安全的解決辦法那一天。他是一個關心他人的人，看到我在狂襲山嶽的冷風中發抖，他把他的護身短上衣遞給我。我就穿著這件衣服被人拍了照並且招致了敘利亞人的狂怒和反對。因此我對中東的第一次重大出擊在該地區充滿誤解的氣氛中結束了。
回想起來，我的中東之行是在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戰爭和1978—1979年由美國當中間人的埃及——以色列和平解決方案之間的一個重要的過渡時期進行的。雖然戴維營協議最終未能解決更深層次的問題，但協議對主要參與者——吉米·卡特，梅納切姆·貝京和安瓦爾·薩達特——來說是值得稱頌的。在我成為首相時，協議似乎仍然是取得進展的最佳基礎。然而，實際上，武裝的，野心勃勃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主要由伊朗資助並以伊朗為中心）必將打亂所有這些設想。
我是伊朗國王還在執政時訪問伊朗的最後西方高階政治家之一。那裡的麻煩早就開始了。1978年2月在塔布里茲發生了反對伊朗國王西方化改革計劃的暴亂，毛拉們稱改革計劃是對伊斯蘭教的邪惡攻擊，而且，哎呀，平民百姓的感受則往往是強迫破壞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由於騷亂頻繁，卡特政府對伊朗國王的態度搖擺不定。有時，它向國王提供援助，把他看作是西方影響在世界戰略重地的堡壘；有時則又斥責他的人權記錄並要求他實行開明的改革。這個勸告忘記的事情被伊朗國王本人很好地總結了出來：“我將像瑞典國玉那樣處世，如果我的臣民也像瑞典人那樣為人的活。”不論怎樣，卡特政府的反覆無常只是挖了伊朗國王的牆角而鼓勵了他的反對者——美國在中東的潛在同盟者對這一點是不會看不到的。
至於我，我並不懷疑伊朗對於西方的戰略重要性。此外，雖然按照多數定義，伊朗只處於中東的邊緣，但是如同後來的一些事件證明的那樣，它在這個地區具有很大的潛在影響力。總之，我很欽佩伊朗國王個人，並且相信他按照西方的路子實現現代化的政策最終結果會是正確的。回想起來，我能認識到，這項政策要取得成功就要採取更為循序漸進的方式，並要考慮到他的人民的風俗與習慣，這與退回到原教旨主義和中世紀經濟相比肯定是更為可取的，後二者降低了伊朗人民的生活水準。為了分散人民的注意力，該政權不得不在國外進行政治的與宗教的冒險主義活動。
然而，當我於4月28日星期五晚上抵達德黑蘭受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