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王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一代甚至更久遠以後的政治領導人牢牢掌握自己的命運。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個被政治流放到孤島上的人。但隨著時光的流逝，我驚喜地發現，我這個小小的孤島在知識和社交方面不再是個荒蕪人煙的地方。我周圍不僅有關心我的朋友，還有一些與我志趣相投的學者、記者和年輕一代政治家，事實上他們是一些思想和信念足以影響未來的人。我漸漸認識到，離開唐寧街，也就——儘管是多麼不愉快和不情願——擺脫了高階職務帶來的某種自找的流放生活。多年來，我不得不與一些政治家和文官相處或共事，他們之中除少數明顯的例外，多數人與我意見相左、不同意我的基本觀點。他們盡心盡責做著自己份內的事——有的還做了份外的事。但是我經常不得不像政府行為的孤獨反對者那樣行事，而這個政府又是由我自己領導的。這種情況使無法避免的權力上的孤獨進一步加重。我常被描繪成一個局外人，只是由於某些環境因素的奇怪結合，才跨進了局內人的圈子，而且在那裡呆了11年半。對我的這種描繪不能說不準確。
現在我又成了局外人，但這是一種不同於過去我所記得的“局外”。我發現，與我擔任反對黨領袖時那些困難日子（這些我已在本書前面幾章講到）截然不同，現在我周圍那些有見解、有作為、最能幹的保守黨人幾乎都是與我思想一致的。過去那場革命——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稅收，擴大所有制，恢復自力更生，建設擺脫貧困的梯子，加強國防，建立大西洋聯盟，重振國家計程車氣和地位——是經過艱苦努力在政府裡面完成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使我無法看清在政府外面進行的思想革命的程度。我間或——如一年一度訪問政治研究中心——也看到一些正在發生的情況，但並未掌握全貌。因此，由於我今天對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擔心，我相應地把較大希望寄託在那些依然在政府外面進行思想鬥爭的人身上。何況，這有其令人愉快和切實可行的一面。因為我一向善於做鼓舞人心的演講；而且每當我對某個深奧題目發表講演或撰寫文章或介紹情況需要幫助時，總會有一批熱情而又具有專長的志願者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同樣，我多次到國外講演，也有類似的體驗。起初，我是作為前首相受到接待的，花很多時間會見我在職時認識的人。但國際政治風雲變幻，首腦人物常常迅速更換。原先接觸過的領導人日益減少。如果他們接待我不是因為我擔任過什麼職務，甚至也不是因為別人認為我取得了什麼成就，而是因為我在一般意義上所“代表”的東西，那我才真正感到心情愉快，精神振奮。我想，我在美國大概可以期待得到這樣的接待，因為美國是現代激進保守思想的中心，幾乎是我的第二故鄉。但是，當我同中歐和東歐新解放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企業家和知識分子交談時，當我同和我一樣擔心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西歐人交談時，當我同正統資本主義得到運轉、經濟正在騰飛的亞洲與太平洋國家的政界和商界領導人商談時，當我同那些正在使拉丁美洲國家從第三世界的失敗教訓迅速向第一世界的精力充沛的前景轉變的領導人交談時，也有同樣愉快的感受。我正在主持同時又參與一種巡迴式的專題討論會。他們非常願意聽我的見解，我自己也能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當然，我也看到挫折的一面。美歐聯絡不斷削弱，“後共產主義”世界中的前共產黨人又悄悄口來掌權，還有已爾幹戰亂中發生的恐怖行為——西方對此態度軟弱，無異於容許甚至鼓勵他們如此胡作非為，一些斯洛維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波斯尼亞人和具有民主思想的塞爾維亞人川流不息地到我這裡來敘述那裡的慘狀。但是，從國外東道主對我的接待方式中（同樣從我在國內安然擺脫困境的情景中），我感到我多年來大力宣傳併力圖實施的基本內容仍和過去一樣具有意義和說服力。並不是世界背棄了我的那種保守主義，而是有些國家的保守主義者對自己和他們的信念暫時喪失了信心。到國外訪問是很累人的，但是我已拿定主意，只要我還有精力——到目前為止，我的精力似乎還很旺盛——我將努力去影響各國人民的思想，如果已不能影響各國政府的行動。而且我希望，等到有一天我自己已無力去完成時）我的基金會將代我去完成這項使命。
如今西方似乎正在虛張聲勢、憤世嫉俗與恐懼害怕之間猶豫動搖。國內問題很多。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中，用於社會津貼計劃的政府開支正在導致增加赤字和提高稅收。國外問題也不少。西方的防禦體系正在崩潰，使用它們的決心不斷減弱。對歐洲和英國在該防禦體系中的地位處於嚴重混亂。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已冷卻到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