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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仍然脆弱，我要他取得成功。特德·希思曾給我帶來夠多的麻煩，我不希望也給別人帶來類似的麻煩。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發現辭職後我在發表意見時比辭職前甚至更加受約束了。但是，對英國未來的整個方向，甚至對它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發生爭議時，憑自己的良心，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所以，雖然我對報道中的政府首腦正在討論的條約草案疑慮重重，我想應該持建設性的態度，公開陳述我所需要的那種歐洲，同時在沒有相反的證據之前，讓政府儘可能長時間地認為該草案是可行的。
1991年3月，我作了離任以來的、第一次重要的公開講話——那是在華盛頓，在一次由幾位美國思想保守的智囊團成員安排的會議上。我繞開了英國國內政治比較敏感的領域，集中講了歐洲共同體地緣政治的作用：
一個由單一民族國家組成的民主歐洲能夠成為一支主張自由、有事業心和進行公開交易的力量。但是，如果建立的歐洲合眾國踐踏了這些目標，新歐洲將成為一個提供補貼和執行保護貿易制度的歐洲。
歐洲共同體的確負有政治使命。它要使新的、脆弱的民主國家更加可靠地紮根於自由和西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獨裁統治結束後，情況就是這樣。所以一旦民主和自由市場在東歐和中歐生了根，就必須接納它們為共同體的正式成員。同時，我們必須加強貿易、投資和文化聯絡。
當然，在美國提出這些論點特別合適，因為多年來它多少一貫地在推動英國向更為緊密的歐洲一體化靠攏。這一態度是建立在雙重幻想的基礎上的：首先，它假設一個政治上統一的歐洲會對美國是友好的，這可減輕其部分防卸負擔，或完全免除這一負擔。事實上，大多數堅定的歐洲的聯邦主義者都很有意識地要脫離美國，建立另一個超級大國與美國平起平坐，因為它有著不同的利益，在世界事務中，最終會成為美國的對手。這已經產生了實際效應。歐洲日益增長的保護主義已引起了大西洋兩岸一系列的貿易衝突，即使冷戰限制了這種對立。自從美國減少了駐歐洲的部隊後，貿易方面的爭吵變得更加嚴重，如美國和歐盟有關關稅與關貿總協定的爭吵。從1980年的威尼斯中東宣言到共同體對南斯拉夫戰爭早期的徒勞干預，歐洲共同體的外交政策幾乎每一次都旨在把歐洲與美國區分開來，有時特別明顯。時間一長，這類爭端必將侵蝕一直支援大西洋防禦合作的文化和外交方面的同情。同時，這些爭端是按照聯邦主義路線推行統一的歐洲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美國政策制定者作出的第二個錯誤的假設是，根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語言組成的歐洲超級國家，按照美國對民主一詞的含義（和按照該詞的充分含義），它可能是“民主的”。我在華盛頓的講話中對這一點作了直接回答。
有些人為歐洲共同體確定的不實際的政治任務是要把它變成一個……歐洲合眾國：在這個歐洲，各個擁有自己活生生民主的民族將會屈從於一個必然是官僚主義的、人為的聯邦結構。一個缺少共同語言的共同體不可能有官員們要對其負責的輿論。
由於英國政府當時的態度（至少在言辭上）對歐洲合眾國是同樣敵視的，用國內的政治術語來說，提出這些論點比對經濟與貨幣聯盟進行批評更為容易，因為政府對這一聯盟的態度遠不明朗。的確，事實已經勝於雄辯。1991年，顯然，當時的經濟政策主要取決於英鎊與德國馬克的比價，而不是考慮國內的貨幣政策。同時，當時正在利用匯率機制作為走向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工具。這至少與加入聯盟時我的意圖完全相反。當局就此問題不得不作出的任何說明也沒有淡化這一印象。市值調整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實際上，政府的政策是英國應該採取2。25％（正或負）的小差距匯率幅度而不是這時的6％。
然而，我知道，在批評現在所發生的一切時，我一定會使自己也受到批評。正如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捍衛者所說的，在簽署《單一歐洲檔案》時，是我放棄了立場，他們只是在“I”上加了一點，在“T”上加了一橫。所以，現在正把英國經濟驅使到由政治決定匯率這一約束性措施的那些人宣稱我無權對這個問題提出批評，因為是我把英國貨幣帶進了匯率機制。我知道我對這兩點指責有很好的答覆。現在看上去正在呈現出來的馬斯特裡赫特框架——實際上不能令人滿意——與在談判《單一歐洲檔案》時所同意的安排基本不同。當時有人正在利用匯率機制達到某種目的。我不僅反對，而且在政府裡明確表示，我永遠不會執行這種匯率機制。同樣，他們的這些論點也不可能阻止批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