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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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週末世界”發表採訪講話以及得到的強烈支援，與吉姆·卡拉漢從瓜德羅普首腦會議回來3天后的講話反應，形成明顯對照。他在這樣的危機時刻出國本身對政治具有毀壞作用，加深了人們對政府在罷工面前處於癱瘓狀態的印象。新聞界關於首腦會議的報道對他沒有幫助，首相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坐在加勒比海的陽光下，穿著都很隨便，這幅景象與國內的事件形成危險的對比。但是最終的災難還是他飛抵希思羅機場時留給新聞界的印象。儘管他沒有使用這樣的措辭——“危機？什麼危機？”——這個神話忠實地反映了他縮小事態的企圖。他的從容不迫和幹練的形象再也沒有得到恢復。

我後來回想為什麼吉姆·卡拉漢這位最精明的政治家竟然跌入這一錯誤。無疑這部分是由於橫渡大西洋的飛行使他疲憊不堪。這使我吸取一個永遠銘記在心的教訓：長時間出國或長途旅行回國抵達後，不要發表公開言論。但是，他的失誤還有更深刻的根源。的確，我一直認為這是某種報應。吉姆·卡拉漢把他的整個政治事業建立在與主會領袖結盟的基礎上。對他來說這一直是個取勝的公式，如果說對國家並非如此的活。現在再也無法安撫工會了，但他的口袋裡沒有其他政策。只有這個解釋才能說明他為什麼被危機壓倒）在危機面前作出無能為力的反應。政府甚至不能作出宣佈緊急狀態的決定。我擔任特德·希思政府內閣成員時曾經看到，宣佈緊急狀態的做法，效果可能是非常有限的。政府的另一種選擇是設法與工會在自願的基礎上達成一致，限制糾察隊的影響，但這顯然是徒勞的。

我們下一步做什麼呢？1月15日議會將復會。我寫信給首相，要求就產業形勢發表一項完整的宣告並進行辯論。我們已經在1月17日星期三黨的政治廣播裡安排了節目，講話稿的起草工作已經開始。

我為辯論準備的講話也許是我在下議院露面作的最為詳盡的準備了。幾個月之前，我曾讓別人為在不信任投票的辯論中發言準備了一個發言稿：這個發言稿不成功，此後我下決心，重要場合的發言不再借他人之手。而且我不需要寫成全文的稿子，我用提綱發言效果更好。我準備發言稿，就像是列納稅清單，估計我的財源，用色筆標出來，起草幾頁手寫的發言提綱，在發言臺前只要我瞥一眼，它就可以提示我發言的框架。前座和後座議員同事們也來幫助我，有的提供他們選區的情況，有的從法律角度給予幫助，特別是伊恩·琅西瓦爾和利昂·布里頓。受到影響的公司發來傳真，報告他們的最新訊息；英國工業聯合會每天送來新聞摘要；丹尼斯把每天聽到的大量訊息告訴我；我們大家都仔細閱讀報紙。

我最初的想法是，從反對黨的角度作一個猛力抨擊，但基本上又是傳統式的發言一敲打政府，　要求它改變道路。但1月13…14日在斯科特尼度週末期間和星期一回到倫敦後，幾個人敦促我採取另外一種思路。波得·厄特利和彼得·桑尼克羅福特寫信給我，建議如果政府準備修改立法，打破工會堡壘，我在發言中可以表示支援。羅尼·米勒和克賴斯·帕頓正在準備黨的政治廣播發言稿，也提出了同樣的想法。

我自己的直接想法是避擴音出合作，這有兒條原因。首先，與我的具有聯合思想的同事們不同，我相信反對黨的任務總的來說就是要持反對態度。我們與政府的思路是根本不同的，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使國人相信我們的想法是可取的。其次，實際上我們還沒有想清楚，我們是想要政府接受我們表示的合作願望呢，還是想要政府拒絕我們的表示。在想清楚這個問題之前表示合作的願望是危險的。很可能，涉及問題核心的任何東西，吉姆·卡拉漢的政府都不會或者說不能接受。因此，為了使我們的表示具有可相信的誠意，我們關於改革措施的目標要求需要定得很低。而且，如果政府真地接受了我們的表示，我們就得至少是暫時地丟掉把它趕出政府的機會。還有，修改工會法本身不足以解決英國深層次的經濟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個更全面的戰略，而社會主義者是不可能同意這種戰略的。

1月15日星期一晚上，我召開了指導委員會會議。我的大多數資深的同事們贊成有條件地表示合作，這時我自己也接近這一想法。重要的是要進行改革，如果政府準備採取改革措施，我們怎麼能夠反對呢？表示提供幫助可以提高我們的道德權威。同大多數贊成這一想法的人一樣，我相信我們的表態要適度，既充分有理，又使政府不大可能接受。這在細節上是很難判斷的：工黨可能被說服同意去談判在重要行業不準罷工的協議，同意由納稅人為工會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