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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必須有權得到足夠的賠償”。宣言還允諾對平版及套色印刷工人工會實行強制吸收會員的做法進行調查。此外，我們還明確表示，該實施準則將具有法律效力。
但主要的實質性修改是關於設定糾察線問題。1978年，我曾接受吉姆·普賴爾希望的內容，文字不多：“與各方磋商後，我們必能找到可以接受的管理糾察行為的方式。全國礦工工會1974年2月安排的嚴格辦法可為此提供一個合理基礎。”
這裡甚至沒有提到實施準則，更沒有提到制定法律。現在回過頭來看，讓選民們直接回想起前屆保守黨政府被礦工罷工搞垮的經過，也是特別不明智的。值得慶幸的是，“不滿的冬天”的可怕情景已說明這種軟弱無力的態度完全不符合當前現實狀況和人民的期待。我們現在的宣言保證要使同情性次級糾察行動成為非法，並重新審查工會的豁免權問題。此外，宣言明確建議，如有必要，我們將進一步採取立法步驟：“我們還將進一步對法律進行必要的修改，以使公民就業和合法經營不受威脅和阻撓的權利得到保障。”
在1978年稿和1979年稿之間，我們加進了另外兩條新的規定：一條是允諾“謀求在一些重要部門達成不罷工協議”（這一條未能實現）；另一條是“保證要使支援會員罷工的工會承擔一定經濟責任”（這一條後來我們付之實施）。以上內容，加上關於減輕“封閉式工廠”影響的有限建議，關於資助會員透過郵政參加工會投票的同樣溫和的建議，以及其他重要問題，構成我們的一整套工會改革。我對此非常滿意：的確，它將最終證明，我不僅對它的切實可行性，而且對它的受歡迎程度，遠比我的有些同事更有信心。
與我在工會問題立場上取得的勝利相比，我在收入政策上至多隻打了個平局。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能像往常那樣信賴傑弗裡·豪，因為所謂的“論壇”對他產生了致命的吸引力。1978年的時候我曾竭力主張，我們應該更明確地表明要與工黨的收入政策分道揚鑣，我們不應說（如宣言建議的那樣），“回到彈性收入需要時間，但不能永遠拖延下去”，而應將最後一句改為“但必須毫不拖延地立即開始”。可是我甚至連這一小點也沒有取得成功。
實際上，1979年宣言中雖未明言，但已比較明顯地暗示到“論壇”，甚至提到了德國模式。但是對這一點我可以容忍。較有實際意義的是，宣言以強烈措辭允諾不在私育部門執行收入政策：“私營部門的工資談判應由有關公司和工人去處理。歸根到底，誰也不應該也不可能保護他們不受他們之間達成的協議的約束。”
這就產生了公營部門如何執行收入政策這個特別棘手的問題。首相曾在19——79年1月提議成立一個將公營部門和私營部門的收入狀況“進行比較”的新機構，結果成立了一個由休·克菜格教授領導的委員會，負責收集證據並提出建議，政府當然要承擔履行委員會建議的義務——在大選以後。競選運動開始後，不可避免地迫使我們要對此表態。實際上，問題的實質是工黨收買公營部門的工會，我們是否同意替它付賬（數目不明）。
我們關於公營部門的工資政策始終基於嚴格執行現金限額方針。傑弗裡·豪和我盡最大努力堅持這一條，但同事們和黨向我們施加強大壓力，他們坦率地表示擔心失去至關重要的選票。因此，我們最後作了讓步，保證執行克萊格教授的建議。這是代價昂貴但又不得不承擔的義務。
但是總的說來，宣言無論在內容上還是風格上，我都很滿意。它的思路清楚，前後協調一致，只在少數問題上作出明確承諾。它經受住了最重要的考驗，也就是說，不管在哪個競選階段，我們都不必對它進行修改或從它的立場上後退。
作為保守黨領袖，我一共經歷了3次大選，每次的情況都不二樣。1983年競選大概是最容易的一次；1987年競選當然是感情上最令人擔擾的一次；但1979年這一次大選，無論對我還是對保守黨，都最具挑戰性。如果我們失敗，或者即使只是未能贏得絕對多數，我就不會再有另一次機會，對這一點我從來不抱幻想。我接受這一事實，甚至準備公開把它講出來。我毫不懷凝，這次大選也是保守黨和英國的分水嶺。
我和有些保守黨人的想法不一樣。我認為如果工黨贏得絕對多數，工黨左翼只不過是暫時保持溫順。左翼有明確的目標，而且準備等待時機達此目的。我對“中派”的決心或能力毫無信心。我同意基思·約瑟夫的看法，“中派、的政治立場已穩步左轉；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那些為自己是”溫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