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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同時起碼也是社會主義政客,那麼他們憑什麼會甘心與保守黨合作呢?他們與我們在經濟思想上本來就是不可調合的,而且在政治效忠問題上他們與我們的觀點也是如此。那麼,吉姆與工會搞個人外交會有什麼價值?也許不會大多。但是就這時來說,他是這個位置的合適人選。
艾雷·尼夫私下告訴過我,他想要的唯一職務是影閣北愛爾蘭事務大臣。他的訊息網和已得到證實的內在勇氣與機敏足以使他能夠擔當這一嚴峻而又很大程度上不討好的任務。
其它的任命在戰略上的重要性要小些。昆廷·黑爾沙姆沒有任職,但卻是實際上的候任大法官。弗朗西斯·皮姆留任影閣農業大臣,雖然數月之後他不得不由於健康原因放棄這個職務。我讓我的老朋友帕特里克·詹金繼續留任影閣能源大臣。我在教育部期間就認識的諾曼·聖約翰一斯蒂弗斯出任影閣教育大臣。他既是一個活躍的才子,又是在領袖選舉的第二輪投票中我少有的一位公開支持者。曾作過新聞記者的諾曼·福勒是政治上舉足輕重的西米德蘭選區的議員,他人選擔任了影閣社會服務大臣。我並不清楚這些安排究竟與平衡黨內左右兩派觀點有何關係。但是在任命蒂姆·雷森為影閣環境大臣時我知道我所晉升的是位與中左派有關的人物,但他思想堅定,在綜合性社會政策上足智多謀而且知識豐富。我相信他會成為一寶。我提供的影閣職務中有兩項受到了拒絕一一個是給約翰·比芬的,他後來加盟進來;另一個是給愛德華·杜坎的,他的早期競選班子後來成為我的競選班子的核心。愛德華繼續擔任1922年委員會主席,這也許對我更有利。
次日(星期二),我處理了一些不那麼有意思的公務。10點30分,彼得·沃克走進我的辦公室。早在他接替我當達特福德選區候選人時我們就彼此熟悉了。但那段日子早已過去,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了那種熱呼勁兒。他過去一直是特德圈內人物中最能幹的人之一,曾竭力鞭答基思和我決心採取的政策。他顯然得離開他的職位。說破這一點對我是件倒胃口的事;此後多少年來這事情總讓我惶惶不安。但至少彼得沒有什麼奢望。他成了後座議員中一個頑固的批評者。
在同隨後走進我辦公室的傑弗裡·裡彭商量了一陣後,我確信他不願任職:這對我倆都合適。然後,我又見了曾任影閣住房大臣的尼古拉·斯科特。他也是黨內的左派。由於我已經把住房(大臣)併入了環境大臣一職,這使談話較為輕鬆了些。這份工作就這麼讓我從他身子底下抽走了。
接下來我轉身去同羅伯特·卡爾進行了一番耐心的交談。我告訴他我已把影閣外交大臣的職位給了雷吉·莫德林。他可能已經知道了此事。也許他剛好期望太高,也許我本該勸他留下擔任另一個職務。但我不願在領導班子裡再有一位強硬的反對派了,不論他是在哪個位置上。於是我明確宣佈我不能請他留在影閣裡任職了。過了艱難的幾分鐘後,他走了出去,並告訴新聞界他對“那些似乎認為(貨幣主義)是什麼自動機制的人”表示擔心。所謂“那些人”是誰就毋庸猜想了。
後來公佈的影閣名單(其中彼得·桑尼克羅夫特為黨的主席,安格斯·莫德為保守黨研究部主任的任命是後來補充的)被正確地看作是妥協的產物。這可惹惱了黨內左派中那些對我罷兔羅伯特·卡爾、彼德·沃克和尼古拉·斯科特不滿的人;這同樣也令右派失望。雷吉·莫德林的復返、由傑弗裡而不是基思任影閣財政大臣,缺乏來自後座議員的右派新面孔,凡此種種都讓他們擔心。事實上,這是一次相對成功的行動,因為當時我的地位還不夠穩定,又需要在影閣中反映出一種能團結全黨的意見平衡。它標誌著一支贊同我與基思的自由市場經濟觀點的財政班子形成了,從而把影閣內思想的天平總地轉移到了我這一邊,而且使那些我從特德陣營中留下來的人效忠於我成為合情合理的事。我感到我能期望得到這個領導集體(在一定程度的)支援,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認為已經一統天下——即使是在基本原則上。
第二節 機器政治
據說1950年當特德,希思被封為議會副督導員時,他曾向保守黨的資深政治家斯溫頓勳爵討教是否接受該職,“先鑽入這部機器——無論級別多麼卑微。”斯溫頓勳爵說。特德牢牢地記下了這句忠告。而我,作為這部機器的主導部件,在立足未穩時,對這句話自然不得忘記。鑑此、我著手去控制這部機器。
艾雷,尼夫和我決計要改革保守黨中央總部。根據黨章規定,中央總部是黨的領袖的辦公室、發生在領袖竟選期間的一些事使我確信,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