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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主義思潮的人物。如果他對在我手下供職不感興趣，我完全可以理解。果然，我見到他時他明確表示說，唯一願意接受的職務是影閣外交大臣。我說我不能下這樣的保證。理由之一是我不願在充分考慮整個班底的構成之前先被捆住手腳；我還沒有肯定影閣中是否確實會有羅伯特·卡爾的一席之地。
但是，一定要有威利·懷特洛。他的聲望已在領袖選舉中展示出來。他極富經驗，有他在，就能使許多後座議員確信，當今的主流是漸進而不是革命。我們或許都感到彼此能夠成為牢固的、優劣互補的政治夥伴。雖然我當時還不能給他提供具體的職位，等我後來請威利擔任黨的副領袖時，他接受了。而他的忠誠還不僅表現在這件事上，他從一開始就是忠誠的。在我走進大廳聽哈羅德，威爾遜發表一項宣告時，有人發出大男子主義的叫嚷：“親一個，馬吉（瑪格麗特的呢稱）！”凡此種種。我坐在了前排威利與羅伯特·卡爾之間，吉姆·普賴爾、傑弗裡·豪和約翰·佩頓另一位失敗的領袖競選人——也都在場，但特德不在。我接受了首相機敏中含刺的祝賀，而我的答辭卻少有睿智，哈羅德·威爾遜當時依然處於議會中無人可比的最佳狀態。我一邊聽他的講話一邊思付著，作為一個經歷了動盪而且還存在著嚴重分歧的黨的領袖，作為一個在這個喧囂、紛雜的男人世界中奮力爭取主導地位的女人，我能料到未來將是困難重重。後來的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當晚我首次主持了影閣會議。會場有一種略欠真實的氣氛，因為在座的人都還沒有受到重新任命，且有的人已不會再受任命了。昆廷·黑爾沙姆代表影閣向我表示祝賀並保證效忠與合作。我感覺至少他可能是真心誠意的。我說威利已經同意擔任副領袖，而特德已拒絕我提供的影閣職位。威利立即表示，他接受副領袖一職，並期待著以此身份供職。這些禮節標誌著在相互競爭的觀點與個人之間實現了一種不解除武裝的休戰。
次日晚上，我作為領袖頭一次出席了1922年委員會的會議。當時我與這個人數更為眾多的議會黨團之間的關係比同影閣的關係要好處得多。我走進會場時，全體起立。愛德華·杜坎送我一張沒有簽名的情人節賀卡（提前一天）。後來我把它與匯寄到福拉德街的其它情人節賀卡和玫瑰花擺在了一起。在1922年委員會講話，最重要的是領袖的情緒和舉止，而不是講稿的內容。然而這次大家似乎同樣喜歡我講話的內容——那就是，要讓保守黨的政策明確區別於社會主義者，迴歸傳統的獨立、自助價值觀，並對所謂左翼勢力增長已不可逆轉的假想提出挑戰。在一片掌聲、拍案聲和保守黨議會黨團表示讚許時所用的粗聲怪調中，我坐了下來。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的時間全部用於會見記者和商量有關我的辦公室安排事宜，還辦理了那些拖延已久的選區公務。絕少有機會與漢弗萊和威利坐下來討論影閣人選的事。我還總是想用周未做最終的拍板。然而拖延總是引起人們的猜疑。有報道說，時下正有一場防止基思·約瑟夫擔任影閣財政大臣的戰鬥。其實，這個職位他沒有要過，我也沒給過他。
我組織影閣的事，由於彼得·托馬斯和傑弗裡·裡彭申明他們不想繼任而得以順利進行。這意味著又多出兩個空缺可用。我利用週六和週日在福拉德街制定名單，同時也與漢弗萊和威利合計某些具體問題。星期一在我的下院辦公室裡透過一系列與同事們的會晤而確定了任命。
頭一個進來的是威利。我向他簡要地介紹了情況，其中包括權力下放問題——他作為前任議會督導員又是代表英格蘭一個選區的蘇格蘭人，可能有辦法解決這方面已經出現的政治難題。接著，我見了基思·約瑟夫，請他繼續在影閣中負責政策與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威利與基思是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我政策上的臂膀，另一位是領導班子裡決策方面的智囊。我還認為，要使自由企業經濟的思想更加廣為理解和接受，基甩必須從政策研究中心著手繼續他的思想改革運動。我絕不幻想我在領袖選舉中的勝利是一種全域性性的轉變。我們改變黨的政策（作為改變政府的第一步）的能力，取決於我們能否利用自己目前的地位來改變思想。不幸的是，當基思旋風般巡遊大學時，他卻發現在那些明火執杖的左派聽眾當中，戰鬥傾向派們準備之充分，要比他的同事中的玩世不恭派更勝一籌。
我的下一位造訪者是雷吉·莫德林。我猜想，雖然他曾公開表示願意供職，但當我任命他為影閣外交大臣時，他同新聞界一樣驚訝。此舉雖在當時受到廣泛稱讚，可這卻不是一項好的任命。我一向欽佩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