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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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共同市場的官員。

我及時地在聖歐明旅館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發動了保守黨贊成共同市場的運動。招待會由特德·希恩主持，我甚至把自己描繪成為“在師傅面前講演的學生”。我在我的選區和其他地方發表了講話。我在投票前夕向《每日電訊報》投了一篇文稿。我認為我為運動貢獻了我的一份力量。但是其他人並不這麼看。報紙上出現了批評意見——例如《太陽報》評論說：

尋人啟事：一位保守黨領袖。名叫瑪格麗特·撒切爾，11天前神秘地從共同市場公民投票運動中消失。自那時以來未再被人看見過。懇請找到她者叫醒她並提醒她說，她作為反對黨領袖失職了，使得國人失望。

這樣的批評無疑是由以我為犧牲品而自己另有企圖的某些人提供給報界的。但是亞歷斯泰爾·麥克阿爾派恩這位很快從支持者變成朋友的人十分關心地告訴威利·懷特洛說，我應該更積極些。不幸的是，作為運動的一部分，在我預定在中央總部舉行記者招待會的那一天，愛德華·杜坎這位1922年委員會主席發出了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對”票的號召。我在就要面對報界之前不久才得知此事。我處在進退維谷的境地。不得不轉變方向迂迴而行，而不是直接朝著布魯塞爾前進。

公民投票的結果本身並不令人驚訝，67％投“贊成”票，33％投“反對”票。較難預料的是對整個政治局面的影響。投票結果是對工黨左翼的一個打擊；整個運動都受到哈羅德·威爾遜的狡猾策略手法的操縱，這時他則把託尼·本從工業大臣調任為能源大臣，他擔任前一職務已成了一個政治負擔，而擔任後一個職務造成危害的範圍受到了更多限制。對保守黨人來說，博得大部分讚揚的自然是特德及其朋友們。我自己在議會中稱讚了他。他沒有作出反應。他是後來作出反應的。

報紙上很快就充滿了關於特德早些時候和我在威爾頓街會晤的報道，但報道的方式暗示我並未認真提議他參加影子內閣。這些報道還暗示他現在想要利用他透過公民投票運動所獲得的地位東山再起，可能以我的犧牲為代價。特德的雄心是他自己的事情。但至少關於威爾頓街會晤的真相應該讓人們知道。因而，我把有關情況告訴了《泰晤士報》的喬治·赫金森——他並非是我的支持者，但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新聞工作者——報道及時地發表了。

毫無疑問，特德的希望受到了另外兩件事情的鼓勵。首先，我不可能不意識到各種各樣訊息靈通的評論家都在預言我擔任領導職務的任期不會持久；具體說，到聖誕節時我就會離去。其次，希思政府早先在財政上的不負責行為和威爾遜政府現行的反企業政策合在一起使英國陷人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這也許可以想象會導致聯合政府的出現，而特德的前程則可乘勢一展宏圖。而且比例代表制的採用也許會使聯合政府執政並長期存在下去、像我這樣的人則會退出。

實際上，發生任何這種情況的機會都比評論家們想象的要小。這不只是我並無放棄領導權的打算，甚至保守黨的後座議員們也沒有準備容忍特德的返口。而且也完全不可能企望像哈羅德·威爾遜這樣精明、自信的政治家會拱手禮讓，放手讓他所鄙視的妄自尊大的人物去清理英國的問題。如果他想退讓，那要按照他的條件並在他選擇的時間去做：當然這是後來所發生的情況。當時沒有被普遍領悟的另外一個方面是，儘管有人批評我，說我沒有用足夠的氣力來鼓吹歐洲，但我在這場運動中成了一個使黨統一的人物。反對共同市場的保守黨議員們對我並不感到怨恨。大多數後座議員對於歐洲的感覺也同我的感覺非常相似，把它看作一個框架，英國能夠在其中得到繁榮，而不是充當十字軍。關於英國是否應該是歐洲共同體成員的爭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已經獲得解決。現在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樣的共同體？在這個問題上保守黨內部不同的意見將重新組合。

我在歐洲問題公民投票運動期間到國外進行的兩次短期訪問給我提供了思考的材料。我於4月底訪問了盧森堡並參加了歐洲大會，後者要求被稱為“議會”。一場關於一些瑣細問題毫無生氣的辯論正在進行中，在這之後我向熱切的通訊社團所能說的最好的話是，該機構顯然“很有價值”，它的成員也工作得“十分努力”。這個時候的大會成員仍然是由成員國指定的那些議員組成的。我們大家也許早就應該更仔細地權衡結束這一制度而贊同直接選舉是否正確的問題了。至少在舊制度下，在各國議會議員和歐洲大會成員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絡；實際上他們是同一些人。歐洲大會的作用有限，對它來說專職的歐洲議會議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