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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並想責怪有關的人。
更重要的是我們間或取得的勝利看來並不表明我們可以大有作為。政府的地位不穩，但仍能維持度日。2月11日星期三（我成為黨的領袖一週年之際），我們贏得了一項動議，把工業部長埃裡克·瓦利的薪水減了1000英鎊——這是正式表達我們拒絕政府政策的方式之一。然後，在1976年3月，英鎊危機之際就政府的開支計劃進行投票時，由於左翼的反叛，政府被擊敗。那麼，正如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的那樣，我要求首相辭職。在隨後的那個星期二，哈羅德·威爾遜真地辭職了，在他宣佈之前，我收到他通知我這件事的一張便條。
對於哈羅德·威爾遜任首相的兩屆任期，我沒有什麼好話可說。無疑他是有原則的，但由於巧妙的規避使他的原則模糊了，以致使敵友都難確定他的原則是什麼。但出於多種原因，對他的離職，我仍感遺憾。作為個人，我一直喜歡他。我欣賞他的幽默感，而且知道他的善良之心。他還是議會的雄辯高手，在通常情況下，我在議會最多隻能與他打個平手。
而他的繼任者吉姆·卡拉漢也是如此。他在議會表現出一種長者風度，而實際上是傲慢的態度。這使得我難以認真嚴肅地提出對，政府政策的批評而又不顯得是在啼叨不休。從更大意義上說卡拉漢先生是他的左翼政黨和它的工會後臺的一種溫和的掩護。其結果是他發表的關於教育、家庭政策和法制等問題的觀點和態度，在政府政策中從來沒有體現出來。他的策略高明，但他在戰略上並不成功——直到最後在“不滿的冬天”中整個工黨的溫和形象如同建築在沙灘上的房子一樣坍塌。但在那以前，他一直表明是一位極有才能的政黨領袖；在他當首相的3年內，他對民意有真實的感覺；並且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他勇敢地與自二戰以來主宰政府政策的凱恩斯經濟思想決裂。他是一個難對付的對手。
在吉姆·卡拉漢成為首相後的幾個星期內，政府與反對黨的關係冷至冰點，因為工黨在關於飛機和造船業國有化的法案上耍花招。在我們的一位後座議員羅賓·馬克斯韋爾—希斯洛普的遊說下，議長最終裁定說這項議案是一個混合物，因此需透過眾議院的特別（也是很耗費時間的）程式處理。工黨宣佈說他們可以要求議院把有關的議事規則擱置一邊，從而在實際上使議長的裁決落空。這種做法夠卑鄙了，他們還有更甚於此的做法。那天晚上雙方都有兒名議員不舒服，因此做出了兩黨一對一地不參加投票的安排。碰巧那天工黨比我們多一名生病的議員，我們黨沒有議員與他對應一起不參加投票。那天晚上有兩項表決，第二項緊接著第一項進行。第一項出現平局。按慣例，如議長投票要求保持現狀那麼政府就失敗了，這向政府的議會督導員們表明，他們在下一項——並且是十分重要的一法案表決時，缺少一張票。因此他們出去找了個結過對的工黨議員——也就是說他和一位保守黨議貝雙方已約定兩人當晚都不參加投票的。他們把他推人工黨投票廳，結果政府以一票多數獲勝。
由於工黨實際已失去多數地位，做這種事對他們的吸引力顯然很大。但只用一票之差就把兩大工業部門國有化，破壞事先的約定，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雙方都怒氣衝衝。邁克爾·赫塞爾廷是我們在這場辯論中的反對黨帶頭髮言人，他是工業事務發言人，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他抓起放在雙方中間的權杖試圖把它交給工黨的議員們，以此象徵他們破壞了議會傳統。他的做法本身就是對議會秩序的嚴重冒犯，當吉姆·普賴爾使邁克爾冷靜下來後，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我採取的行動沒有那麼激烈，我要求取消所有的關於議員對於不參加投票的安排，收回了在議會事務上的合作，要求政府就該法案重新表決。這麼做旨在給政府製造最大的麻煩：不但他們所有的議員——不論多顯赫——都得在重要投票時到場，而且政府不知道它要辦的事務多長時間才能進行下去——很多事務都需要與反對黨達成協議才能得以透過。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個月直至卡拉漢先生要求見我並且有些激動他說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告訴他說這對我沒有什麼。最後我們同意讓政府和反對黨議會督導來調查事實真相，當他們的報告表明我們是對的時，首相做出了讓步，就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第二次表決。這次工黨的議會督導確保他們所有的人都出席了，從而勝利了。
在這種情緒對立的情況下，我們決定提出一項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我們不這麼做，我們就會被責怪，說我們沒有盡力打擊這個由於失去多數地位就採用陰謀詭計的政府。但事物都有另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