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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一這項法案進行二讀時作的演說卻正是我喜歡的那種舌戰。關於我們自己的提議我說得很少，只簡單提及我們曾承諾在蘇格蘭設議會，我強調了很多這項立法本身的矛盾及前後不一致之處。辯論結束。27名保守黨議員包括特德·希思和彼得·沃克投了棄權票。5人投了贊成政府主張的票，其中包括艾歷克·布坎甫—史密斯，馬爾科姆·裡夫坎德和哈米什·格雷。但是工黨內部意見也不一致：29名工黨議員棄權，10名和我們一起投了反對票。在二讀時出現的45票贊成的多數掩蓋了這個問題給工黨和我們帶來的同樣的不愉快。而這個問題還沒有結束。在辯論中首相暗示說政府將可能在蘇格蘭和威爾士進行全民公決——這項承諾後來成為解決“權力下放”問題的關鍵。
弗朗西斯·皮姆這時已從威利處接過了前座議員“權力下放”問題發言人一職。但他和特迪·泰勒關於如何對待這項法案卻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弗朗西斯想使之可行，而特迪則想使之夭折，最後這項法案還是夭折了，1977年2月該法案截止審議時政府被29票的多數反對票打敗（有22名工黨議員和我們投票一致）。突然間政府發現它失去了全民性的支援，而在“權力下放”問題還遠遠沒有引起重視時， 政府總是能贏得有效的多數。 儘管這一年過些時候工黨還將提出新的關於“權力下放”的法案。但他們眼前的形勢嚴峻，這使我們倍受鼓舞。
具體來說要發生什麼事情還遠不明朗。1977年3月17日星期四，政府拒絕迎戰我們的動議，在一場有關公共開支的辯論後宣佈休會，因為他們害怕左翼工黨議員倒戈。我馬上稱這種幾乎聞所未聞的對正常議事規則的破壞為“不光彩的失敗”。我們不得不提出一項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獲得成功將會進行普選。儘管我天生謹慎，我仍認為這是會發生的。那個週六在我在託基向中央理事會作的報告中提醒全黨注意一場大選正在來臨。
連日來各黨派和他們的督導員們都使出了渾身解數。我卻不願被牽制在其中。自由黨黨魁戴維·斯蒂爾已經表示，如果條件對他們合適，他們可能準備讓工黨繼續執政。為在比例代表制基礎上直接選舉議員進入歐洲議會立法，“工業民主”和稅收改革等的話題已經成為公眾的話題。但沒人相信自由黨人在是否支援工黨的決定這個問題上會被一些細枝未節所左右。對自由黨人來說他們有兩個大問題必須回答：把一個不受支援的政府留在臺上，他們會受到指責嗎？或者他們將會由於使政府的政策變得溫和些而受稱讚嗎？我自己並不相信他們會和政府達成什麼契約——這肯定不可能，除非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那時內閣中會有幾位自由黨人擔任部長，但簡直不能想像工黨的左翼會容忍這種做法。
事實上，我對政治均勢的計算總體上是正確的，但我忽視了虛榮心這個重要因素。儘管工黨一自由黨同盟對自由黨危害不小，而對吉姆。卡拉漢有無窮的好處，但它確實給自由黨發言人以令人激動的幻覺——認為他們自己舉足輕重。
在對“反對黨提出的不信任案”投票後，有人攻擊我說我沒有準備與自由黨進行某種交易。我事先沒有這種念頭，事後也不後悔。1974年2月大選失敗後保守黨就曾試圖把自由黨拉過來組成少數派政府，這種不夠光明磊落的做法完全表明了其危險性。更何況，即使在現在情況下，不需要費神去對付自由黨的這些不負責任的怪人，我的負擔已經夠重了，為了使英國撥亂反正，我得設法使保守黨左翼和現在影子內閣中的部分成員相信我們將來的政府應該採取的措施。
當然，既然我們已經反對了“權力下放”，那麼要贏得民族主義黨派的支援就更不可能了。具有保守主義思想的北愛爾蘭統一黨人應該支援我們。在艾雷·尼夫和我身上他們應該明白他們找到了聯合王國的強有力支持者。他們在威斯敏斯特增加議席以彌補他們省代表不足的要求很可能是任何政府都會支援的，因為從公平角度講他們很佔理。但他們對希思政府廢除斯托蒙特議會——1920至1972年由北愛爾蘭統一黨人控制的管理北愛爾蘭的機構——這一做法的普遍厭惡以及伊諾克·鮑威爾一一他現在作為統一黨人擔任代表南丘地區的議員——私人的恩怨意味著實際上我們不能依靠他們的支援。
事實上，能夠影響選舉結果的事，我們所能做的也很少。小黨都會根據舉行一場普選對他們是否有益來決定他們的立場。要衡量這一點，每人都會去看民意調查結果。調查結果顯示保守黨將以絕大多數當選並組閣，這將極大減弱一些具有不同觀點的其他個體影響政府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