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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馮·斯特勞本齊是直接負責磋商這些建議的國務部長,可是學生很快把我當作最仇恨的攻擊物件。我不論到哪裡都受到一群群學生的圍攻。11月初我在利茲大學參加一所新建築奠基儀式時,大約有500名學生企圖用大聲吶喊把我壓倒。這個月晚些時候,我在倫敦伊麗莎白女玉大廳釋出南岸工業大學命名檔案時,遭到2000名大聲叫喊的學生阻撓,當地不得不出動十幾名騎警保護我的汽車。12月,抗議學生利用放假組織了一次全國性抗議日,各大學焚燒了我的模擬像。
這時候,許多大學的校長和學校當局對學生的抗議採取默許態度。愛德華·博伊爾甚至在利茲大學學生群眾大會上宣佈他反對我的建議。既然這些建議只是提出來供磋商的(雖然發生的情況顯然不能用“磋商”二字來描述),完全有可能讓學生的情緒冷卻下來並推遲採取行動。我就是這樣做的。主要問題是,如果大學當局自己不準備維護大學的價值並行使其權威,改革計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當時一部分學生在神經緊張的學校當局的縱容支援下,開始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大學裡不容異說的狀況70年代初達到了最為狂暴的程度。可是,同樣的審查制度今天依然存在,只是不如過去明顯而且更加制度化罷了。
第六節 嘗試,再嘗試
1971年,對政府和對我個人都是艱難的一年。不斷加劇的壓力愈積愈多,越來越難以忍受。正如我下面將描述的,到1972年初,政府終於喪失了信心。我雖然受到的壓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大,信心卻始終保持不變。
可是,有些時事評論員懷著欣賞和遺憾的複雜心情,認為我已經完蛋了。我在蘭伯赫斯特過完聖誕節回來上班時,讀到報上正在對我的命運前途進行公開討論。有張報紙稱我是“沒有人喜歡的夫人”。另一張報紙發表一篇貌似體貼他人的文章,題為《為什麼撒切爾夫人如此不受歡迎》。但是我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推到一邊,專心處理工作。
事實上,不久,對我個人的攻擊浪潮開始轉向(對政府的還沒有)。大概反對“搶奪牛奶”運動已經到了該結束的時候。1972年,更嚴重得多的問題——礦工罷工以及政府實行政策大轉變所帶來的各種因素——開始向我們襲來。這些問題使反對我個人的運動相形見繼。當然,我顯然是不會——至少不會心甘情願地——屈服或退卻的。但是我欠特德·希思一份情。
特德要我和我的一些官員1月12日(星期三)到契克斯別墅去開會,對教育問題進行一般性討論。我隨身攜帶一份總結和瞻望教育情況的備忘錄。儘管還有許多困難,但選舉前的承諾只剩下一項尚未實施:即擴大幼兒教育。完成一些重大專案需要花許多錢。使我們的支持者感到失望的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是中等教育組織結構問題。這裡存在的問題是——用我表述的原話來說——“我們本黨的許多地方委員會正在順時勢隨大流。問題是,在保衛現有文法學校與允許地方教育當局自作決定之間保持什麼樣的平衡?”我們在契克斯別墅討論了上述問題以及諸如學校供應牛奶和學生會等其它令人惱火的問題。特德表現出明顯的興趣。他很關心幼兒教育;他一直要求對學生會採取行動;他還非常合理地詢問,我們為什麼不能用教育方面的理由來證明我們選擇學生政策的正確性,而不只是討論地方當局的自主權。
但是從我的觀點來看。特德邀請我和我的官員同他一起討論教育問題,這件事至少和討論本身一樣重要,它意味著在可以預見到的一段時間內他並無讓我離開教育部的打算。對於當時面臨各種問題的我來說,這是對我的權威的有力支援。幾天後,特德又在下院列舉我取得的各項成就。他為什麼要給我如此強有力的支援?有人認為這是因為他需要在他的內閣中有二位婦女,而當時找不到可靠的替代人選。但我認為這也體現了特德最令人欽佩的品格。他知道,我為之受到如此粗暴攻擊的各項政策,實質上就是我在財政部壓力下考慮政府財政困難而不得不勉強接受的政策。他也知道我並沒有試圖把責任推卸給別人。
儘管不能指望他堅持某些政策,但對於那些為他和他的政府盡了最大努力的人,他總是支援的。這正是他的內閣成員能夠團結一致支援他的一個重要原因。
特德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