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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爾為下院領袖。傑弗裡·豪，一個天生的經濟自由派，進入了內閣，得到了管理物價和收入政策的苦差事。傳說還曾考慮派我擔任這個職務，如果確有其事的話，我只能感謝沒有派我幹這個差事。
越來越多的後座議員認為，新政策是一個走得大遠的180度大轉彎。當伊諾克·鮑威爾在下院問首相是否發瘋了時，在公開場合他受到了冷遇，但許多人私下裡同意他的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堅決反對我們政策的人，像尼克·裡德利、約克·布魯斯一格爾丹和約翰·比芬等被選為重要的後座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而且愛德華·杜坎，黨內的右派、特德的不共戴天的反對者成為保守黨後座議員19——22年委員會的主席。
由於第一階段凍結結束了，我們設計了第二階段。這就是將工資和物價凍結延長到1973年4月底；1973年5月以後的半年多時間內工人可企望每週提高一英鎊的工資，但不超過4％，總共全年工資提高不超過250英鎊——這是為照顧低收入者而設計的方案。為實施這項政策成立了一個工資委員會和一個物價委員會。
我們的後座批評家們比大多數評論員更有見地。這些評論者認為，所有這一切都是對工會的不負責任行為的明智和務實的回答。在最初的日子裡，似乎這些評論貝們是正確的。3月底，煤氣工人對此政策的挑戰被擊敗。礦工，正如在他們前一年大幅度提高工資以後我們所希望和期望的，4月5日投票拒絕了一次罷工（違反他們的執委會的建議）。由於罷工而損失的工作日急劇下降。失業人數是1970年以來最低的。一般說來，政府的氣氛越來越輕鬆了。特德戴上了他那集體主義的新帽子，比他戴著用塞爾斯登喬裝起來的帽子時明顯地高興多了。
我們的思想感情應當是很不同的，1972年3月的通貨再膨脹預算，以及它所代表著的放鬆銀根的財務政策的影響，如今已經很明顯了。財政部至少已為大大超過5％經濟增長率開始優慮，顯然這是不可能持續長久的。貨幣供應量，如以貨幣供應量之三（M2）（廣義貨幣）來計量，增長得太快——儘管政府主張的貨幣供應量之一（M1）（較狹義貨幣）增長的不那麼快。1973年3月的預算對冷卻過熱的經濟毫無作用，而且由於需要降低物價和其他費用以便支援“反通貨膨脹政策”而變得極為不正常。人們按照自己的希望，把物價與收入政策稱為“反通貨膨脹政策”。在5月，大家同意少量降低公共開支。但這太少了，也太晚了。儘管1973年上半年通貨膨脹已有上升，最低借貸利率仍不斷下降並實行了一種臨時性的抵押貸款補貼。首相也發出命令，作好對抵押貸款利率進行法定控制的準備，如果在補貼取消後建築協會還不能降低抵押貸款利率的話。這些異想天開的方案只起到分散我們注意力的作用，使我們沒有感到需要解決日益增長的貨幣供應松馳的問題。只是到了7月時，最低借貸利率才提高，先是從7。5％提高到9％，然後提高到11。5％。在1973年6月的民意測驗中，我們竟然自1970年以來第一次領先於工黨，但在7月的補選中自由黨從我們手中奪去了埃裡和裡彭選區。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開始在政治和經濟上得到報應。
1973年夏天，特德與英國職工大會舉行了更多的談判，尋求對第三階段的一致意見。具體工作由一個以特德為首的大臣小組來進行，我們其他人對情況瞭解甚少。當時我也不知道他們已經在密切注視著礦工可能發生的問題。我想，像我的大多數同僚一樣，我認為他們的非分要求已經得到滿足，不會回來再提更多要求了。
可是，我希望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重視增加煤炭儲備問題，以防發生另外一次礦工罷工的可能性，無論這次罷工是多麼遙遠。礦工或者應被安撫，或者應被擊敗。然而，儘管政府善於打專家治國的官腔，卻極為缺乏戰略意識。特德明顯地認為不必具有戰略意識。因為，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他與喬·戈爾姆萊在唐寧街10號的花園裡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見， 他認為已經找到了收買礦工的方案——為“社交活動時間加班”額外付酬。但這種辦法失算了。礦工的要求在第三階段內不可能得到滿足。
內閣於10月份按時批准了第三階段白皮書。這份白皮書非常複雜，它代表了希思政府集體主義的頂峰——如果這個措辭是正確的話。工資的增加幅度限於每週2。25英鎊或7％，工資提高按年計算最多不得超過350英鎊。關於倒班工人的“社會活動時間加班”付酬的規定是複雜的，而且為關於生產率的協議和婦女合同工付酬的措施額外支付留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