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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反思，後來又看到有關的大規模毀滅的報導和照片。然而這些都未使我對使用原子彈的決策的正確性產生懷疑。我認為使用原子彈的決策基本上是正當合理的。這主要是因為如果由盟軍襲擊攻佔日本本土，就不可避免地要帶來人員的傷亡損失。當時日本尚有250萬武裝人員。在沖繩之戰中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瘋狂抵抗。只有盟軍的軍事技術優勢，才能今日本領導人相信抵抗是毫無希望的。這種優勢先在廣島後在長崎被證實了。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一週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日本投降了。當然，英國在製造原子彈的過程中進行了密切的配合，儘管戰後由於英—美停止核合作，直到1952年我們才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正如我們現在所知，丘吉爾和杜魯門在波茨坦被斯大林欺騙了。當美國總統將原子彈的訊息“告知”這位蘇聯領導人時，得知此事的斯大林立刻返回莫斯科，命令他的科學家們加快他們的核計劃。
如果說原子彈引發了人們對英國在戰後世界中應扮演什麼角色的置疑，那麼印度的形勢引發了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興趣。這時我對丘吉爾懷有無限崇敬，我知道他強烈反對遷就印度民族主義主張的做法，這種主張體現在1935年印度管轄法中。印度的局勢在戰時急劇惡化，看起來，即使早期預想的給予自治領地位的前景也不太可能緩解要求獨立的壓力。而且，當時的背景是戰後英國在世界的地位已大為削弱，雖然那時我們對這一點尚未充分認識到。我們獨自與希特勒戰鬥的兩個物質條件——在海外積累的鉅額投資和世界上空前成功的龐大帝國——已經作為取得那場偉大戰鬥勝利的代價而失去或被極大地削弱了。
儘管如此，我的同齡人，甚至那些與帝國演變成聯邦關係密切的人，對印度所發生的事情的看法也要比我的許多長輩們積極得多。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讀了兩本強調英國作用的書。這兩本書認為，英國不僅應是英帝國屬地內建立漣全的行政管理和人類公平的保證人，而且應是負責它們作為國際社會的可靠成員的出生、成長和成熟的助產士。
利奧·艾默裡的《關於憲法的思考》（在牛津發表的演講）強調透過自由合作確保帝國“思想和目的的統一”是極為必要的。至少有一段時期，這種主張使我對以“帝國優先權”作為維護我們社會利益的一種方式的想法產生了興趣。
我還讀了艾爾頓勳爵的《帝國聯邦》，這本書把不斷發展的英帝國看成是統一與合作的典範：
向全世界傳播有組織的政治自由；三次從暴政專制下拯救了歐洲，兩次拯救了世界；結束了農奴制，並教其他國家也結束了它；不願得到土地，卻常常為了他人利益而擁有它；在逆境中學到智慧，擁有巨人的權力卻不象巨人那樣使用它……所有這一切使英帝國富甲天下，存在至今，並使它對全人類的感謝擁有充分的權利……也許世界從這個島國身上學到了自由的藝術，而它還沒有把統一的藝術教給世界。也許英國目前的苦難最終會使它適應那種角色。
回頭來看，其中很多說法是自欺欺人。我們不可能既賦予殖民地自由，同時又決定它們以後的前途。然而，在當時這些主張看上去似乎英國既有可能繼續扮演世界角色，同時又不揹負帝國的負擔和罪惡。
1946年春天至1947年夏天，斯塔夫德·克立普斯調查團到印度試圖與印度人就他們國家的前途達成共識，政府在分治的基礎上籤署了一項解決方案，在這段時期內我密切注視著事態的發展。我認為就這種解決方式而言，有很多方面可以給予批評，但是這項政策的目的是正確的，對英國、印度以及更廣泛的英聯邦來說其方向是進步的。毫無疑問，工黨政府和蒙巴頓總督試圖走得更快。從悲劇的意義上講，這時爆發的內戰表明瞭英國的統治對保證印度的統一與和平的重要程度，在這場戰爭中一百萬人喪失了生命。
然而，這些想法與戰後的世界看起來有些格格不入，在這個世界中，新的全球機構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而歐洲殖民地帝國的前途極為有限。事實上，我們至今還沒有完全成功地實現從一個穩定的殖民地世界到一個穩定的後殖民地世界的轉變。像索馬利亞危機一樣，在亞洲和非洲，許多地方自己無法建立秩序，對此國際機構也無良策，肯定沒有像一個世紀以前的殖民統治那樣有效的良策。
但是，此時對英國影響最為巨大並對我的政治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轉變，是蘇聯由戰友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重要的是需要強調指出，此時西方大多數人對蘇聯的情況知之甚少。事實上，如果注意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