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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博瑟姆爵士的家裡。一切結束後,丹尼斯帶我去馬德拉島度蜜月。在那裡,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嘗試坐水上飛機在水上運動的經歷。從這令人驚心動魄的經歷中緩過勁來後,我在這美麗的小島上開始了我的婚後生活。
從馬德拉島回來後,我就搬進了丹尼斯座落在切爾西福拉德街的天鵝公寓。這套房子在六樓,十分明亮,能夠飽覽倫敦美景。我也第一次感到住在同一層樓面多麼方便。正像以後我在唐寧街10號所感到的一樣,在同一層安排生活更容易些。房子很寬敞。一個大屋用作起居室兼飯廳。有兩個面積適中的臥室,還有一個房間是丹尼斯的書房。丹尼斯每天早晨開車去埃里斯上班,晚上回來得比較晚。但我發現我有許多事情要做。這是我第一次管一個家。我們很快與鄰居們交上了朋友。住在一個需乘電梯的單元房的一個好處是你會認識每個人。到第一個月末,我就認識了大多數鄰居,其中不少人還相當有名氣。深夜,總有可能聽到院子裡傳來女低音的歌聲,那準是西比爾·桑代克剛演出結束口來。我們住在那的時候,經常招待客人,平常晚上備有各種飲料,週末舉行晚宴。
只要你的婚姻是幸福的,居住環境又舒適,作一個已婚年輕女人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的婚姻就是幸福的。而在50年代,在那樣舒適的環境裡作一個已婚年輕女人簡直是天堂。聽到人們把50年代描述成壓制、無聊、循規蹈矩的時期或令人憂慮的時代,我總是感到十分詫異。無論從哪個方面講,50年代都不是上面描述的情形,而是人們在經歷了戰時的艱辛和戰後節衣縮食的簡樸生活之後正常幸福生活的重新開始。配給制結束了。工資開始增加。我以前從未聽說過的香蕉、葡萄、水果突然又出現在商店了。衣服不再是單調的制服,給人自信、色彩豐富的時裝再次出現在人們面前,有蒂奧式寬裙子,無帶的晚禮服及阿斯科特式帽子。以前用板圍起來的商店外面冒出了義大利餐館。 出售當時被稱作“泡沫咖啡” 的卡普契諾(一種咖啡品牌)的咖啡店在各大街上隨處可見。還有人創造了“Teenage——rs”(指11至19歲的人)這樣的詞。尋常百姓家開始有了電冰箱、吸塵器、洗衣機。公告板上政府的通知少了,商業廣告多了(默裡薄荷糖,默裡薄荷糖,越嚼越有味)。英格蘭房頂的電視天線越來越密。為適應不斷發展的時代,好萊塢發明了西尼瑪斯柯普系統寬銀幕,拍攝了不少寬銀幕電影片,既有像《你往何處去》的聖經史詩性電影,也有像《南太平洋》那樣的風景音樂片。以前從未想到能夠花得起錢到國外度假的人們去了西班牙。
那是一個富足的時代。富足了,戰爭時期以來,甚至在那以前我的格蘭瑟姆青年時代以來的英國生活中的諸多限制也開始放鬆。不能說我喜歡或者甚至理解了這種新獲得的自由的各種表現形式。當美國的搖滾樂及比爾·哈萊、埃文斯·普萊斯利等名字傳到英國時,我當時認為這可能是新聞界一時關注的新奇事(搖滾樂從來沒有減少我對《沙漠之歌》的鐘愛)。《憤怒的年輕人》以及描寫普通人生活的戲劇開始向倫敦西區的傳統戲劇挑戰。我同樣覺得這些會很快消失殆盡。而且,在我的真實生活中家務事已經夠多了,晚上不再願意出去看這種戲劇了。我也很少想到後來我會讀約翰·奧斯本的作品,並且欣賞他的作品,還成為金斯利·阿米斯的好朋友。我很感謝他在我任首相時在文化戰鬥中給予的支援。阿斯科特賽馬場、德比馬賽、亨利的國際划船比賽及溫布林登的國際網球賽均恢復了昔日的風彩,戰後不知隱藏在什麼地方的那些閒聊專欄作家又出現在《訃告》或《花園筆記》中。閱讀這些文章,好像大口咀嚼酒心巧克力一樣品味不高,但我又不得不承認沒有多少人能忍住不去讀。讀者們知道了新的家喻戶曉的名字,如多克爾夫人、亞里士多德·澳納西斯、斯塔夫羅斯·尼亞爾雷斯等。蒙特卡洛再次成為上層生活的同義詞。
人們覺得在此前的20年中他們做出了許多犧牲,現在應該享受生活的樂趣了。雖然我可能比我的同代人更認真些,但是丹尼斯和我與大多數人一樣享受生活,甚至比一般人享受得多。我們去劇院,也到羅馬、巴黎度假(雖然住的飯店總是低檔的)。我們也舉辦聚會,也參加別人的晚會,我們生活得很愉快。
但那時我們生活中的高峰算是1953年6月伊麗莎白女玉登基了。家裡有電視的——我們沒有——舉行家庭聚會,邀請朋友們一起來觀看這一盛典。丹尼斯和我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支持者,我們認為應該奢侈一次買一張票以便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人口對面的議會廣場上有遮篷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