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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犧牲……
在我即將卸任首相職務時，我日益意識到基督教與經濟和社會政策之間的關係，並對它越來越有興趣。我發現我以前的議會私人秘書邁克爾·阿利森和我政策小組的負責人布賴恩·格里菲斯這兩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對這些事情和我一樣入迷。我所進行的討論以及為這些討論所準備的文章構成了一些論說文和《基督教與保守黨的主張和政策》一書的基礎。我為該書寫了序言。該書在1990年我即將離開唐寧街時出版。
不久以前，如果設想重新出現有助於實施傳統美德的理智和道德風氣，那至少似乎是不現實的。可是現在，這類事情已成為嚴肅討論社會問題時的重點。
在重新塑造人們看法時必須大力依靠宗教領袖們，至少他們當中有些人現在對於國家的規定和干預所帶來的好的效果正在重新進行考慮，例如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他的教皇通諭《一百年》中說道：
由於其直接干預和使社會失去了它的責任感，提供社會補助的國家導致了人類精力的損失和公共機構無節制的增加。這些機構更多地為官僚主義的思想方法所控制，而不是想著要為它們的救濟物件服務，這也使開支大量增加。事實上，看來只有最接近這些困難戶的人們和他們的近鄰才瞭解和最好地滿足他們的需要。
羅馬似乎從來沒有如此靠近格蘭瑟姆。
今天，美國的所謂“文化戰爭”，其結局仍不能肯定。正如其他許多事物的發展一樣，在彼岸沒有減弱跡象的思想與看法之間的衝突勢必會影響到英國和歐洲。這是有道理的。因為保守黨入有必要像在經濟政策方面一樣，也在社會政策方面贏得思想上的戰鬥。
沒有這一點，即使有限的行動要取得勝利，其可能性也是很小的。但是在我所開始的社會行動的其他3個領域——犯罪、依賴福利和家庭破裂——必須要有這種首創精神。
第七節 減少犯罪
當我們轉向犯罪這第二個領域時，認識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端。但是拒納“一事無成”這種絕望的論點幾乎也是同樣重要的。自1979年以來，反對犯罪的手段已大大增加，包括新增了16，700名警官和20所監獄，但是，這卻經常使對保守黨刑事審判政策提出批評的人得以宣揚他們的論點：既然警察人員與監獄的數量都有很大增加，但犯罪仍在繼續上升，因此應該試試其他未具體說明的但更加開放的辦法。除非這些批評者在認真地辯論說（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人會這樣做）警察人數的增加和更多的監獄設施要麼不起作用，要麼會導致刑事犯罪增加，否則，這自然是不合邏輯的推論。更可能的是，如果不增加這些手段，犯罪會增加得更多。
有限的證據和普通常識都表明，最在行的犯罪分子會進行他認為合理的計算，一方面要衡量被抓獲的可能性以及課刑的長短和受苦的程度，另一方面他也要考慮可以設想得到的（物質和精神上的）好處有多大。
在放棄傳統的刑罰和糾正辦法之前，必須要確切證明情況不是這樣。此外，美國一位犯罪學家歐內斯特·範·登·哈格曾作過以下有說服力的重要說明：
每當受懲罰的風險下降時，犯罪率就會上升。60年代以來，犯罪的增加是因為罪犯所冒的危險減少，而且他們可能得到的純利有增加。現在，犯罪使更多的人付出了代價。在1962年與1979年間，因嚴重犯罪而被逮捕的可能性減少了將近一半。逮捕後被定罪的可能性下降得更多。因嚴重犯罪被監禁的可能性總共減少了80％……1960年，每一千個嚴重犯罪人中有90人被投入監獄，但1——990年只有30人。“
正如他的結論所說：“人們可能會感到驚訝，為什麼那時的犯罪率沒有上升得更多。”
我不是想說，更多的警察、更嚴峻的刑罰和更多的監獄是對付犯罪增加的全部對策。但肯定他說，更有效的防範犯罪的措施和目標，更準確的警察行動可以取得不大多的但是真正的好處。但事實仍歸是，反對犯罪最直接的辦法是使可能犯罪的人和確實犯罪的人的日子儘量不好過。這不是廉價可以辦到的事。增加巡邏警官的人數，提供最先進的偵破技術，興建與整修監獄，這肯定要求在法治服務方面繼續增加開支。
法治是一項社會服務。犯罪以及以犯罪相威脅所帶來的恐懼會使整個社群癱瘓，使孤獨無援的年紀大一些的人把自己關在家裡，使年輕的生命留下創傷，並且抬高了橫行霸道的暴徒們的身價，從而使他們能橫行鄉里。當今天的政治領袖們想從社會保障福利向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