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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位之人草民百姓莫不提心吊膽。以皇上一人之病，牽動百官萬民之心，怎麼能說是私事？”
高拱的這幾句話，隆慶皇帝雖然聽了心裡舒服，但依然感到不著邊際，因此順水推舟說道：“愛卿所言極是，你既把事體剖析明白，這件事就交由你來辦。第一，王九思要立即釋放，繼續為朕煉丹。第二，張居正此舉是蔑視皇權，要嚴懲。究竟如何懲處，你擬票上來。”
隆慶皇帝說罷旨意，再也不肯與高拱多言，便命起駕回宮。高拱跪在地上，目送皇上由太監攙扶登轎望御道而去，這才怏怏地從地上爬起來，魂不守舍返回內閣值房。斯時張居正已返回府邸，按朝廷大法，凡遭彈劾或涉案之人都需引咎迴避，不必入值辦公而在家聽候旨意處理。高拱吩咐吏員把新入閣的高儀喊了過來。移時，只見一個又矮又瘦的老頭子走了進來。這人便是高儀。他與高拱同是嘉靖二十年的進士，年紀也與高拱相仿，只是臉色憔悴，看上去要比高拱蒼老許多。
待高儀打橫坐定，高拱便向他傳達了皇上在文華殿接見時的旨意。然後兩手一攤，懊喪說道：“你看看，這麼一件滿手扎刺的事體，皇上一甩袖子，竟然要我全權處理。”
高儀並不答話，只垂下眼瞼，看著面前熱氣騰騰的茶盅出神。
與高拱相比，高儀是官場的另一種楷模。雖然官運亨通，但他卻更像一位優雅的學者。嘉靖四十五年，擔任禮部尚書的高拱入閣，高儀由南京翰林院的掌院學士升調北京，擔任高拱空下的禮部尚書一職。甫一接任，高儀就做了一件令人吃驚的大事：嘉靖皇帝崇尚道教，弄了很多方士進宮。這些方士都在太常寺掛職領取俸祿，這幫人自恃皇上恩寵，平日裡為所欲為，甚至凌辱朝官。高儀早就看不過眼，調查取證後，便給嘉靖皇帝上了一本，要求太常寺裁汰冗員四十八人，並開列了應被裁汰的名單附後。他所指出的“冗員”，幾乎全是嘉靖皇帝身邊的方士。這是一個誰也不敢捅的馬蜂窩，偏偏被這個有名的“好好先生”給捅了。一時間大家都對高儀刮目相看，也都為他捏了一把汗。看到這份奏摺，嘉靖皇帝的確震怒非常，但他也只當高儀是個書呆子，倒沒有怎麼特別為難他。不久，嘉靖皇帝去世，隆慶皇帝登基，一應大典禮儀，事無鉅細，都由高儀斟酌擘劃，上承祖制，下順聖心，沒出半點紕漏。大臣們都交口稱讚高儀是最為稱職的禮部尚書。隆慶二年，隆慶皇帝詔令取光祿寺四十萬兩銀子給宮中后妃採購珠寶首飾。高儀是禮部尚書，國庫銀錢歸戶部管轄，本沒有他的事兒。但他覺得國家財政空虛，便上疏力諫勸穆宗收回詔令。穆宗不聽，高儀便以生病為由，連上六疏，請求辭去禮部尚書一職。穆宗無奈，只好同意他致仕。養了三年病，沒想到高拱又推薦他擔任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公。儘管他有心推辭，但看到穆宗病重，忠君之心，使他開不了口。但入閣不到一個月，倒有一半的時間是在家中養病。
高儀久居北京，長時間位於九卿之列。對高拱與張居正都有相當的瞭解。兩人都有經世之才，都是善於籠絡人心，不願與別人分權的鐵腕人物。所不同的是兩人的性格，高拱急躁好鬥，一切都寫在臉上；而張居正城府甚深，喜怒不形於色。隆慶初年，高拱正是由於他的這種偏狹性格而被首輔徐階排擠出閣。隆慶四年他重新入閣並擔任首輔，僅兩年時間，內閣中先後就有三名大學士因與他難以相處而紛紛致仕回家閒住。但是，隆慶皇帝對他的寵信卻一直不曾衰減。這一來是因為隆慶皇帝本來就不喜歡過問朝政，二來高拱也的確是宵衣旰食的任事之臣，在他柄政期間，國家沒有發生任何動盪，政府也沒有一件積案。正因為如此，高拱才變得越來越跋扈，什麼人都不放在眼裡。對張居正，他過去一直比較信任，但自從內閣只剩下他們兩人之後，高拱這才發現，張居正又成了他的最大威脅。由於高拱比張居正大了十幾歲，又是老資格，在他眼中，張居正根本不是什麼次輔，而只是一個“幫辦”而已。因此對張居正說話從不存什麼臉面，頤指氣使，常常弄得張居正難堪。這一點，各部院大臣早就看了出來。他們並不奇怪高拱的作派，卻不得不佩服張居正的忍耐與退讓。但是，細心的人也看得出來，張居正是綿裡藏針，表面上對高拱唯唯諾諾，從不抗爭。但在許多問題上卻有自己的看法，並且巧妙地與高拱周旋，常常弄得高拱顧此失彼，進退維谷。自高儀入閣後，兩人都在拉攏他。張居正明知道他是高拱推薦入閣的，卻仍對他顯出相當的尊重和熱情。他內心不得不佩服張居正的雅量，但平心而論，他和高拱是多年的朋友，有著更深一層的感情。一入內閣，他就陷在“坐山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