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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精神。
少數可以控制的人，稍微有意見就加以恐嚇、威脅，再不聽從命令便殺一儆百，給予懲罰。這樣定出來的法，即使大家很不滿意，也可以自己宣稱良法美意。理由是“少數賢達的觀點，勝過多數愚昧的想法”，易經“賢大於多數”，“少數賢明的意見比多數更高明”的觀念，正好派上用場。�
遇到實際情況的需要，最高首長一個人，便可以修改法律規定。明文訂立的事項，首長口頭一句話，也能夠保證不讓其實施。只要我保證，大家請放一百個心。�
凡此種種，都顯示人的重要性，也凸顯人群關係的影響十分重大。中國社會，有人就有派系，見人便拉關係。人與人之間的複雜稱呼，充分表現人際關係的錯綜複雜，為其他民族所罕見。�
人際關係或人群關係，實際上都不足以說明中國人的需求。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人倫關係，也就是把人際或人群和倫理合在一起，建立一種“差別性”的關係。�
倫理要求長幼有序，基本上是一種不公平。父父、子子，應該各如其分；君君、臣臣，現代的話叫做上司、部屬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彼此之間，必須維持“合理不公平”的分寸，而不是“平起平坐”的“不合理公平”。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必須慎重拿捏，才不致發生差錯，避免自己不明不白地遭受“公平”的禍害。
第三章 管理的三大主軸第二節 人倫關係十分重要（2）
中國式管理和倫理具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一個人的人品，往往是管理有效與否的關鍵。人的品格是後天修養得來的，並不是天賦或命定的，就算天賦人權是真的，人生而平等，也應該後天養成習慣，以公正卻無法公平的心態，來接受“我們憑什麼和人家比”的不公平的事實。只要不公平到合理的地步，便是公正。�
西洋人講倫理，不是偏向個別性，便是偏向全體性。前者發展為個人主義，後者又發展成集體主義，都是一種偏道思想。中國人一直秉持“二合一”的態度，將“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兩種極端的想法，合在一起，形成“互動主義”。既不偏向個人，也不偏向集體，講求“在集體中完成個人”，是一種中道主義。�
對中國人而言，佛教所主張的“人人具有佛性”，與我國固有“人皆可以為堯舜”，基本上並不相同。佛教所說的是人的先天性，即人一生下來就具有佛性。人皆可以為堯舜，則是後天性的修為，必須具有堅強的意志力，體認堯舜的價值，才能夠成為堯舜那般的人。�
基督教的“民主”觀念，對西方管理產生很大的影響。管理民主化，也和我國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不一樣。這是實際從事管理活動的人，不能不慎重的。�
大家心中有數，中國人的倫理，比之任何民族發展得都早，而且最為妥善。我們不能因為實際上並沒有貫徹實踐而否認這種事實，而應該下定決心，從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將我們的倫理與西方現代所開發成功的管理科技結合起來，形成現代化的中國式管理，並且加以發揚光大。惟有如此，２１世紀才能夠有別於２０世紀，呈現嶄新而可愛的局面，人人愉快而自在。�
人倫關係，便是以倫理的觀點來建立合理的人際關係。上司永遠是上司，必須禮讓他三分。我們可以用實際行動來堅守這“三分”的分際，卻不可以明言，用言語明白地宣稱“上司太過分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當中，以夫婦為基礎。家人卦清楚地標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妻相處出了問題，就談不上什麼管理。�
一個人的人品如何，必須從人際關係中來考驗其道德修養。而人際關係中，又以夫妻最為密切，這一倫都做不好，遑論其他。齊家的重要性，表現在個人的修身推展為團體的管理。夫婦相處得好，立業、治國才能夠合理有效。組織文化，如果能夠重視同仁的家庭，從員工的夫婦來考察同仁的管理，相信必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家庭和諧，樂在工作才有實現的可能。
人倫關係的重點，在“公正”而“不公平”。古希臘和我國一樣，主張“公正是道德的總樞紐”（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ａｌｌ ｖｉｒｔｕｅｓ）。但是在註解上，有明顯的差異，亞里士多德認為公正必須合法而公平，我們卻以為公正是合理（理大於法）而且實在不容易公平。�
對上要有禮貌，但不可以諂媚、討好；對下不宜太嚴，也不能過分寬鬆、縱容；平行同事，不必太拘束，也不可以過分熟不拘禮。這中間的輕重分寸，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