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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紐約的摩洛博士不辭跋涉，來到我們的委員會，提出失明的預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兒童，約有三分二是因為在出生時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
像這種情形，如果我們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範，是絕對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嬰兒一出生就應該做眼睛消毒，而且認為應把這點在法律上明文規定，為了達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們的委員會能積極帶動輿論。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為什麼一直沒有采取行動呢？”我們都不約而同地反問他。他帶點無奈地說：“老實說，所謂的病菌感染，就是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譽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這種情形連醫生都無法公開說出來，報紙、雜誌也都避而不談，我當然沒有辦法，因此才來請你們幫忙。”
原來有這種障礙存在，委員會的所有成員聽了博士的說明後，都同意盡力推展這項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說，事情並不簡單，因為醫生與大眾傳播機構都有很深的成見，不肯輕易打破避免談這類問題的習慣，因此都對我們表示愛莫能助。
如此又過了兩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薩斯市，與一位眼科大夫談到此事，他說：“這種事以報紙的效果最大，你們為什麼不去拜訪《堪薩斯市明星報》的總編輯呢？說不定他會答應讓你們在報上討論盲童的問題。”
我立刻安排拜會明星報總編輯尼爾遜先生，可是他卻非常乾脆地一口回絕了我的要求。我當時很失望，或許是我沮喪的表情打動了他，他忽又改變了語氣：“這樣好了，你們要寫什麼儘管寫，可是能不能刊載的決定權在我們，好嗎？”
我很快寫了幾個真實的例子送過去，結果尼爾遜先生把這篇稿子登在明星報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們總算克服了第一道難關。
同一年，《仕女雜誌》刊載了同一問題的文章，我又陸續寫了幾篇稿子，於是全國的報紙、雜誌紛紛加以轉載，擴大討論面。之後，如《盲人世界》、《盲人雜誌》等一類專門討論盲人問題的雜誌，接二連三也創辦起來了。
我還受託在《教育百科全書》上發表了有關盲人的論文。從此，我的工作量逐漸增多，稿約不斷，甚至有點應接不暇，經常還得出席各種會議和演講。
生活的步調忽然變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趕到會場，開完會回到家，已有另一項邀請在等著自己，有時在同一天內要連趕五六場。此外，信件也特別多，處理的時間相對地增加。由於過於勞累，老師與我都感到吃不消，身體也搞垮了。
雖然我們忙得應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據，有一陣子連女僕都在不起。於是，莎莉文老師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車站後，回程時順道去買菜。這時，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間、收拾床鋪，然後到花園裡摘花來插，或者去啟動風車貯水，還得記住去把風車關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當重，偏偏這個時期的稿約、信件又特別多。
1906年，由州長推薦，我出任馬薩諸塞州盲人教育委員會的委員。每次委員會開會時，莎莉文老師總是坐在我身邊，以手語向我轉述會議進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員都喜歡做冗長無味的演講，那些不著邊際的質詢、回答等官樣文章更叫人疲憊不堪，因此在擔任此職四五個月之後，我便請辭了。
但是，真正有心為盲人謀福利卻又非得透過團體的力量不可，惟有這樣才能喚起輿論的注意與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須出席各種公開場合，參加如醫師公會或其他公會的會議。為此，我必須多加練習演講的技巧，以期在面對大眾時更具說服力。
基於此目標，我曾先後向多位老師學習表達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盡理想。就在此時，我遇到了波士頓的懷特先生，他精研音樂理論，對人類的發聲機能很有研究，我抱著碰運氣的心理去請他幫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不過對我而言，這也算是一種研究工作，我們不妨試試看吧！”懷特先生很爽快地答應我的請求。
於是從1910年起，懷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連杉來，住在我們家，星期日才回去。
他停留的這段時間也就是我上課的時間。
在我10歲時，莎莉文老師曾帶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學習發聲法。郝拉先生為了讓我瞭解聲音響起所引起的振動，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臉上，然後慢慢發出“ARM”的聲音，並要我儘量模仿。就這樣反覆練習，可是由於我太緊張，勉強發出的聲音顯得很雜亂。
“把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