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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看法……是錯誤的。⑤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次代表大會上，又提出了一個不同的觀點： 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白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現在看來，不論工業還是農業，非退一步不能前進。你不承認這個退？農業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復糧食，第二步恢復經濟作物，同時把農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復起來……過去我也講過，我們的運動大多，統統是運動，而且統統是全國性的，看來這是搞不通的。⑥這個變化導致在他和毛之間產生了隔閡，毛一直認為，除了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下，“生產力”不會獲得最好的發展。而且從1958年起他就主張，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超出國家和集體所有制的範圍，擴充套件到了管理體制即吸收工人和農民參加管理，和獎賞制度即充分依靠非物質的刺激和平均分配報酬。在這兩個問題上，鄧同毛出現了分歧。
在重振黨計程車氣問題上。鄧也同毛的意見相左。他們都一致認為，一定要消除“大躍進”帶來的消極影響和後果。但他們在關於產生這種消極影響的原因以及解決它的方法問題上卻出現了分歧。毛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許多黨員嚴重缺乏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鄧則認為，根源在於嚴重的政治和經濟所帶來的紀律渙散和士氣低落。毛想透過讓黨的幹部參加體力勞動和接受農民的批評，來教育他們。鄧則認為，只有在地方幹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來的工作組的調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話還要受到懲處之後，農民才能發揮這一作用。他還認為，鄉以上的幹部在成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強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農村發動了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是根據後來以《前十條》著稱的一份檔案的指示精神而發動起來的，《前十條》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觀點。但很快就發現，地方黨的幹部並不願意組建農民的組織來監督他們自己。因而書記處在9月間又發出了一個檔案（《後十條》），把運動的重點從自下的改造轉變為自上的改造。這時，毛似乎並沒有抱怨什麼。但他仍然把這場運動看成了進行社會主義價值觀教育的必由之路，並熱切地期待著農民組織將成為其主要機構的那一天的到來。
正在這時，劉少奇插手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個公社呆了五個月，劉本人也在河南的一個公社呆上了兩週，他們兩人都斷定，大部分地方幹部都已經腐化墮落，農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絕不能依靠農民來糾正地方幹部。劉因此便起草了第三個檔案《後十條》修正草案，於1964年9月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對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教育可能產生的結果，檔案持悲觀的看法，因此檔案要求從城市派出大批工作隊，對地方幹部的惡習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從而導致了對許多農村地區公社幹部的詳細調查，結果造成了對成千上萬的幹部的清洗。
《後十條》修正案僅實施了四個月的時間。經過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一場激烈的辯論後，毛堅決主張它們應當由另外一個檔案即《二十三條》來取代。這就又回到了《前十條》，增加了幾段措詞嚴厲的論述，即這場運動應當被看成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它的物件是“公社……甚至省級機關和中央部門中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毛也因此發出了一個訊號：他已經開始覺察出在他的同事當中出了修正主義分子和階級敵人。
第十章 走資派
1965—1973年
假如毛澤東在1966年前去世的話，那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會發生。毛澤東部署、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導這場運動中擁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權力。
依照毛的觀點，文革是從1966年持續到1969年。它所帶來的變化被黨的“九大”所肯定，並被寫入了修改後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現在的觀點，文化革命持續了整整十年，這是充滿政治鬥爭和社會動盪的十年，它最終以“四人幫”——毛的最激進的同事們——的被捕而告終。依後一種看法，它是一場反覆無常的運動，其性質不斷變化。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質＊：它是一場超級革命，旨在創造一種觀念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