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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指示規定允許農民恢復“躍進”前的生活和勞動方式。
然而這時，農村卻遭受著嚴重的饑荒。1959年，農村人口還一直能夠保有一億二千二百萬噸糧食。到1960年，這個數字已減少到一億一干三百萬噸，每人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公斤糧食。1960年國家城市人口遠遠少於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減少——實際上是1949年以來最少的年份。農村人口的死亡率從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多和1960年的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時，出生率也明顯下降。196O年，全國的死亡率大大高於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間，全國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兩倍半和三倍之多。這場饑荒一直持續到1961年。
這場饑荒造成的死亡——完全因飢餓和疾病——比20世紀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發生的任何一次饑荒要嚴重的多，它造成的死亡人數也遠遠超過了蘇聯農業合作化後的饑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數。60年代初，外部世界從難民的報告中瞭解到，在中國的一部分地區，食物嚴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終公佈了有關這一時期出生和死亡率以及糧食產量和收成的數字，讓外人瞭解了當時饑荒的真相。即使現在，官方的檔案，甚至小說和短篇故事中都很少提及“大躍進”及這場饑荒。“文化大革命”產生了一大批傷痕文學作品：“大躍進”卻沒有類似作品。
鄧小平由於腿部受傷，＊沒有出席在廬山召開的政（鄧在1958年一次打檯球時折斷了右腿，從照片上可以看出。直到1961年4月，他一直是靠一根手杖行走。可見他的傷恢復得很慢。——原注）治局會議和中央委員會會議。但他很可能出席了最後為彭德懷定罪的軍委會議（在軍委中除了毛之外，他是唯一的文人）。儘管他同彭從來沒有過特別密切的交往，但他也一定為彭的命運——以及毛的行為——而深深地擔憂。據公佈的一些材料記載，他對毛的看法是：他是一位傑出的領袖，但他並不是絕對不犯錯誤。這時，他又勇敢地準備再次重申這個觀點。1960年3月，他在天津對黨員的一次講話中，一針見血地批評了黨員當中日益滋長的一種傾向，即把他們所取得的一切成績都歸功於運用了毛的思想。他說，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也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的領袖，毛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他仍然是這個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切不可把他同這個集體領導分開。至於廬山會議的後果，他後來認為是十分有害的：“這場鬥爭（反對彭及其同夥）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程序，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③作為總書記，鄧也一定發覺，要想避開毛所發動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或第二次躍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並不是對這兩項運動發表主要講話的領導人之一，從他在天津的講話中可以看出，1960年春，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地度過的。很可能中蘇關係也佔用了他大量的時間，也許這也為他把大部分國內事務留給其他人提供了一個藉口。毛在1960年1、2、3月召集的幾次會議，討論應如何應付中蘇關係所發生的危機，鄧一定出席了這幾次會議。
50年代和60年代中蘇之間的大論戰，是共產主義世界內部及外部始料未及的，它的影響不斷擴大並遍及全世界。它使1950年簽訂的兩國同盟條約變成了一紙空文，它摧毀了“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打破了當時的世界均勢。它促使毛澤東作出了斷絕同蘇聯社會一切來往的決定，這與他後來作出的使中國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有很大的關係。
這場論戰始於1958年，是在兩國兩黨關係度過了歷史上較好的一段時期後不久發生的，中國人從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的暴亂中得出了兩個重要結論：俄國人已經認識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危險，對那些極力想擺脫莫斯科以獲得更加獨立地位的共產黨，莫斯科方面在表示同情的同時又顯得十分的謹慎；因為他們開始認識到，過分表示這種同情有可能助長“修正主義”，而透過修正主義可通向徹底的反革命，其後果與赫魯曉夫最初所持的有關斯大林問題和議會奪取政權的道路的論題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黨的領導人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的會議上指出，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都需要有個“頭”，而這兩個“頭”就是蘇聯和蘇聯黨。
毛還說，蘇聯成功地把兩顆地球衛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