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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詳細闡述了著名的“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
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社會上存在著兩類矛盾：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對抗性矛盾是存在於“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同他們的敵人之間的矛盾；非對抗性矛盾是存在於“人民內部”的矛盾。前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後者能夠而且應該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他為中國作出了一項可行性的決定，即黨外人士可以批評黨及黨員的行為，知識分子可以根據他們的興趣愛好來寫作和發表言論。他進而要求這兩個階層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下開始行動。但其結果是，限制了而不是放寬了這些範圍，之所以如此，既不是由於毛不守信用（儘管他後來更願意由他自己承擔不守信用的罪名，不願意承認他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也不是由於毛的同事們故意從中破壞（儘管他們當中有人曾竭力反對黨接受黨外批評的做法）。而是由於從5月初黨剛一開始正式號召展開批評，不僅黨員當中出現了一些過火行為，而且在整個政治和社會機構中大批判的浪潮迅猛發展的緣故。
剛開始，批評是溫和的。但是，當黨的統戰部開始在政府部門中的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中召開了幾次會議後，這種批評便變得激烈起來。當作家、藝術家和大學生開始召開他們自己的會議時，批評就變得更為激烈了。在北京大學，繼承了長期政治運動傳統的大學生們建起了“民主廣場”和“民主牆”，並很快貼滿了大字報。一些新聞記者報道了這些活動，結果，中國其他地方的學生也開始鳴放。一些學生只批評黨對個別人（例如作家胡風，他在1955年被指責為反革命）和一些社會團體的做法。而另外一些人則指責黨的領導層只講政治原則和問題，認為整風並不能糾正它的惡習，因為這些惡習都是黨本身所固有的。許多言論帶有一股強烈的反蘇傾向。黨外人士總的來說大都比較謹慎，然而也有極少數人明確表示，他們認為黨所說的“互相監督”同黨員實際上對待黨外人士的態度之間有著巨大的差異。
批評——“鳴放”階段持續了五週多的時間。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佈許多人的行動和言論表明，階級鬥爭在中國並沒有熄滅，並把“右派分子”說成是“濫用”整風運動，企圖把歷史推向倒退，是一夥攻擊共產黨、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在隨後的六天內又連續發表了五篇社論。6月19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毛關於矛盾問題的講話，並在配發的按語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對文章逐字進行了審閱並作了一些“訂正和增刪”。這篇文章包括區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絕大多數人都知道這六條標準是後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聽過毛在2月份所作的這篇講話）：每一個人都意識到，它們是在毛的授意下公開發表的，這意味著一場反擊即將開始了。
這場反擊在一二天後便開始了，並很快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甚至波及到許多在鳴放期間或許是因為過於謹慎或缺少機會，而並沒有發表任何言論的人身上，因為他們的出身可疑。還有成千上萬的人，黨以他們在其他時期違犯過黨紀國活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網的是許多小的非共產黨的頭面人物，其中有兩個人被點名並被指責為反黨陰謀的組織者。接著，這場運動便擴大到了作家、記者和藝術家、教授和學生身上。到初秋時節，工人、農民和省級黨的幹部都成了目標。一些組織還分配到了必須完成的名額。在政府機關，給那些預先內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壓力，以迫使他們認罪和收回他們的言論，其中有許多人被檢舉者說成是立場不穩的人，接下來就是宣判，不過有時也會在幾周甚至幾個月後才宣判。對絕大多數人的判決都是異常嚴厲的，但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他們都被無限期地發配到國家偏遠地區的國營農場。一些重刑犯都是黨員。享譽全國的女作家丁玲，因與黨的宣傳部中負責文學藝術的副局長髮生爭吵，便被送到了遠在東北的勞改農場；年輕作家王蒙，因為寫了一篇有關組織部中的一個黨支部的官僚主義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髮配到了新疆。後來鄧提拔他當了文化部長。在後來的二十多年當中，他們都沒能回過北京。
百花的齊放和凋謝給國家帶來的後果是十分消極的。它導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費，以及持續四十多年的新文學藝術時代的結束。它使毛感到，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以一種輕蔑的態度來對待他的。他對此的反應有兩個：斷言今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決不能依靠他們；斷定八大把中國的主要矛盾確定為“先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