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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東的一個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過的。在上海的工人運動中和藝術界的外圍，康生認識了江青。當共產黨中央機關於1933年離開上海時。他去了莫斯科。在那裡，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訓練。儘管在1934－1956年期間，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員，但此時他很少在公共場合露面，其緣由或許是由於他按蘇聯路線首先在黨內然後在全國建立一個警察機構，而這是不允許他拋頭露面的。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與他發生了衝突——他希望對受到批評的“教條主義者”和其他人進行肉體上的懲罰。在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後，他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員的資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處有誤。1938年康生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1945年“七大”以後不久被撤職。
——譯註為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的一名成員，而且還是毛喜歡與之談論馬克恩主義理論和哲學的小圈子裡的成員，他身材瘦小且善於察顏觀色，在文革期間有“冷酷無情”之稱。
肥胖、圓臉的陳伯達曾是一位大學講師。在延安時，他成了毛的政治秘書，並學會按毛的文風來寫作。他確實是毛澤東的人，除了幾個激進的新聞記者之外，他沒有政治上的擁護者。他曾在《紅旗》雜誌社工作，這是一份理論刊物，他任主編。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樣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喪失了自己的地位。因為，當他應當從一些跡象中知道林彪已經過了其生涯的巔峰期時，他仍把寶壓在林彪身上。
現在，官方均將文革的開始定為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但這出戏實際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開始了。其時，毛開始策劃反對中央書記處。
毛是在經歷了一次政治挫折後開始精心策劃這件事的。在兩年的時間內，他鼓動文學藝術界的革命，以清除其傳統的主題和“封建”價值觀，並徹底改變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他還要求對一些戲劇和報刊文章進行譴責，因為他把這些戲劇和文章看作是對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擊。他特別反對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寫的一部關於明代地方行政長官海瑞的劇本。該劇（《海瑞罷官》）講述的是海瑞由於糾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為不滿，最後他被皇帝革職的事。毛認為劇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罷免彭德懷一事。在一系列的講話中，他對黨的文化和教育機構發難，這些機構以宣傳部和文化、教育部門為代表。1964年初，他宣稱： 在文化界，特別是在戲劇領域，封建落後的東西佔了統治地位，而社會主義的東西則微乎其微，……如果坐視不管，那麼文化部就要改名為“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國死人部”。①但是有關單位沒有采取太多的行動。吳晗的劇本是被禁演了，但吳晗本人及其劇本均未遭公開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藝術家被送到農村從事短期勞動，但對那些著書立說，認為不能用階級鬥爭來闡述中國歷史的歷史學家和那些把中國農村的社會經濟問題歸因於“大躍進”的新聞記者並沒有採取行動。毛逐漸變得越來越煩躁，最終決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問題擺到政治局委員和地方黨委書記會議的日程上。
這次會議在1965年秋持續了近兩個月。關於會議的文獻甚少。但很顯然，作為吳晗的行政上級北京市市長和文革小組組長的彭真與毛髮生了衝突。這個文革小組在黨中央已經存在一年了。彭宣稱：“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錯誤也應受批評。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斷然反對徹底變革的要求。毛含蓄地問道：假如黨的領導人變修了怎麼辦？回答是應賦予各省機關採取行動反對修正主義的權力。會議沒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決定便被迫閉幕了。自從長征以來毛從未受到如此嚴重的挫折。
毛的反應是退居上海。在那裡，他和江青均有著良好的政治關係，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動使遠在北京的黨的領導人難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頭對準吳晗。
毛的方法是鼓動上海的主要報紙發表一篇對吳晗及其劇本進行猛烈攻擊的文章：把吳晗的劇本描述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語言）。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義發表的，姚是當地一名以刻毒而聞名的文學評論家，不過該文初稿經毛修改過幾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該文章迅速在《解放軍報》上轉載，從而使在京的黨中央面臨抉擇：要麼公然反對黨的主席，要麼向他屈服。由於鄧小平外出視察，處理這個問題的責任就落在了代理書記彭真的身上。他試圖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