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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本來要親自送他們到巴米揚，但阿里拒絕了。透過我的臥房那扇被雨水溼透的模糊窗戶，我看見阿里拖著個孤零零的箱子，裡面裝著他們全副身家，走向爸爸停在大門外的轎車。哈桑的毯子緊緊捲起來，用繩子繫住，背在他身後。他把所有的玩具都留在那間四壁蕭然的斗室了，隔天我發現它們堆在屋角，如同我房間裡面的生日禮物。
雨珠刷刷流下我的窗戶。我看見爸爸將行李廂的門摔上。他渾身溼透，走向駕駛座那邊，斜倚著身子，向後座的阿里說些什麼，也許是作最後的努力，以便讓他回心轉意。他們那樣交談了片刻，爸爸身上溼淋淋的，彎下腰，一隻手放在轎車的頂篷上。但當他站起身來，我從他鬆垮的肩膀看出，我與生俱來的那種熟悉的生活已經一去不返了。爸爸上車，車前燈亮起，在雨水中照出兩道燈光。如果這是哈桑跟我過去常看的印度電影，在這個時候，我應該跑出去，赤裸的雙腳濺起雨水。我應該追逐著轎車，高聲叫喊，讓它停下來。我應該把哈桑從後座拉出來，告訴他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的眼淚會跟雨水混在一起。我們會在如注大雨中擁抱。可這不是印度電影。我很抱歉，但我不會哭喊，不會追逐那輛轎車。我看著爸爸的轎車駛離路邊，帶走那個人，那個平生說出的第一個字是我名字的人。我最後一次模糊地瞥見哈桑，他癱坐在後座，接著爸爸轉過街角，那個我們曾無數次玩彈珠的地方。
我退後，眼裡只見到玻璃窗外的雨水，看上去好像熔化的白銀。
第十章（1）
1981年3月有個年輕的婦女坐在我們對面。她穿著一身橄欖綠服裝，黑色的披肩將面部包得嚴嚴實實，以抵禦深夜的寒意。每逢卡車急剎或顛簸過路面的凹陷，她就會出聲祈禱，每次汽車的高低起伏總伴隨著她的“奉安拉之名”。她的丈夫身材矮壯，穿著破舊的褲子、天藍色的長袍，一手抱著嬰兒，空出來的那隻手用拇指轉動著念珠。他嘴唇開合，默默祈禱。同行的還有其他人，總共十來個，包括爸爸跟我，行李箱放在我們兩腿之間，盤膝坐在被帆布包起來的後鬥上，跟這些陌生人擠在一起，搭乘這輛破舊的俄國卡車。
我們凌晨兩點離開喀布林，自那時起我的內臟就已經翻江倒海。雖然爸爸沒有說什麼，但我知道在他眼裡，暈車是孱弱無能的表現——這可以從他的臉色看出來，有好幾次，我的胃收縮得厲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尷尬。那個拿著念珠的矮壯男人——在祈禱的那個婦女的丈夫——問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說可能是。爸爸把頭別開。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駕駛室的窗門，要求司機停下來。司機卡林是個黑瘦的漢子，一張老鷹般的臉上留著小鬍子，他搖搖頭。
“我們離喀布林太近了。”他大喊，“讓他撐住。”
爸爸低聲咕噥了幾句。我想告訴他我很抱歉，但剎那間我滿嘴唾液，喉底嚐到膽汁的苦味。我轉過身，揭起帆布，在行進的卡車一邊嘔吐起來。在我身後，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賠不是，彷彿暈車是犯罪，彷彿人們到了十八歲就不應該暈車。我又吐了兩次，卡林這才同意停車，大部分原因還是因為擔心我弄髒他的車，他賴以謀生的工具。卡林是個蛇頭，從被俄國人佔領的喀布林，將人們偷偷運到相對安全的巴基斯坦，這在當時可是日進斗金的生意。他把我們載往喀布林西南170公里外的賈拉拉巴特，他的堂兄圖爾在那邊接應，負責再送逃難的人一程，他有一輛更大的卡車，會載著我們透過開伯爾隘口［1］KyberPass，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重要隘口，長60公里。［1］，去往白沙瓦［2］Peshawar，巴基斯坦中部城市。［2］。
卡林把車停在路旁，這時我們在瑪希帕瀑布以西數公里的地方。瑪希帕——它的意思是“飛翔的魚兒”——是一處山峰，壁立千仞，俯覽著下面1967年德國人為阿富汗援建的水電站。數不清有多少次，爸爸跟我路過那座山峰，前往賈拉拉巴特，那個遍地柏樹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過冬的勝地。
我從卡車後面跳下去，跌跌撞撞走到路邊佈滿塵灰的護欄。我嘴裡漲滿了唾液，那是快要嘔吐的徵兆。我蹣跚著走近懸崖邊，下面的深淵被黑暗吞噬了。我彎下腰，雙手撐在膝蓋上，做好嘔吐的準備。在某個地方傳來樹枝劈啪作響的聲音，還有貓頭鷹的叫聲。寒風微微拂動樹枝，吹過山坡上的灌木叢。而下面，水流在山谷淌動，傳來陣陣微弱的聲音。
我站在路肩上，想起我們如何離開家園，那個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彷彿我們只是外出下館子：廚房的洗碗盆堆放著沾有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