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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因為我們之間無需交談——那些自出世就認識、喝著同樣奶水長大的人就是這樣。和風拂過草叢，哈桑放著線。風箏旋轉，降下，又穩定了。我們的影子雙雙，在波動的草叢上跳舞。草地那端，越過那低矮的磚牆，某個地方傳來談話聲、笑聲，和泉水的潺潺聲。還有音樂，古老而熟悉的曲調，我想那是雷巴布琴［1］Rubab，阿富汗民族樂器。［1］演奏的《莫拉曲》。牆那邊有人喊我們的名字，說到時間喝茶吃點心了。
我不記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只知道記憶與我同在，將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濃縮起來，如同一筆濃墨重彩，塗抹在我們那已經變得灰白單調的生活畫布上。
剩下的路程只在腦海裡留下零零碎碎、時隱時現的記憶，多數跟聲音和味道有關：米格戰鬥機在頭頂轟鳴；斷斷續續的槍聲；旁邊有驢子昂昂叫；一陣鈴鐺的聲音和羊群的咩咩叫；車輪壓上沙礫的響聲；黑暗中嬰孩的哭嚎；汽油、嘔吐物和糞便的臭味。
接下來我還記得的，是爬出油罐之後清早耀眼的光線。我記得自己抬臉向天，眯著眼睛，大口呼吸，彷彿世間的空氣即將用完。我躺在泥土路一邊，下面是怪石嶙峋的坑壕，我望著清晨灰濛濛的天空，為空氣感恩，為光芒感恩，為仍活著感恩。
“我們在巴基斯坦，阿米爾。”爸爸說，他站在我身邊，“卡林說他會喚來巴士，把我們送到白沙瓦。”
我翻過身，仍趴在冰冷的泥土上，看到爸爸腳下兩邊放著我們的行李箱。從他雙腿間的三角形望去，我看到油罐車停在路邊，其他逃難的人正從後面的梯子下來。更遠處，大地在灰濛的天空下宛如鉛板，土路伸延而去，消失在一排碗狀的山丘之後。有座小小的村落沿著馬路，懸掛在向陽的山坡上。
我把眼光轉回我們的行李箱，它們讓我替爸爸感到難過。在他打造、謀劃、奮鬥、煩惱、夢想了一切之後，他的生命只剩下這麼點東西：一個不爭氣的兒子和兩個手提箱。
有人在哭喊。不，不是哭喊，是哀嚎。我看到旅客圍成一團，聽到他們焦急的聲音。有人說了一個字：“油氣。”有人也說了。哀嚎變成撕心裂肺的慘叫。
爸爸跟我匆忙走到那堆圍觀者身邊，推開他們，走上前去。卡莫的父親盤腿坐在圍觀的人群中間，身體前後搖晃，親吻著他兒子死灰的臉。
“他沒氣了！我的兒子沒氣了！”他哭喊著。卡莫毫無生氣的身體躺在他父親的膝蓋上，他的右手軟軟垂著，隨著他父親的哭泣來回抖動。“我的孩子！他沒氣了！安拉，幫幫他，讓他活過來！”
爸爸在他身邊跪下，伸手攬住他的肩膀。但卡莫的父親把他推開，衝向跟他堂兄站在旁邊的卡林。接著發生的事情太快、太短，甚至不能稱之為扭打。卡林吃驚地大叫，朝後退去。我看見一隻手揮舞，一隻腳踢出。過了一會兒，卡莫的父親手裡拿著卡林的手槍站著。
“別殺我！”卡林哭喊。
但我們所有人還來不及說什麼或者做什麼，卡莫的父親將槍口伸進自己的嘴裡。我永遠不會忘記那聲迴盪的槍響，不會忘記那一道閃光和濺出的血紅。
我又彎下腰，在路邊乾嘔。
第十一章（1）
弗裡蒙特，加利福尼亞，1980年代
爸爸愛美國的理想。
正是在美國生活，讓他得了潰瘍。
我記得我們兩個走過幾條街道，在弗裡蒙特的伊麗莎白湖公園散步，看著男孩練習揮棒，女孩在遊戲場的鞦韆上咯咯嬌笑。爸爸會利用步行的機會，長篇大論對我灌輸他的政治觀點。“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真正的男人，阿米爾，”他說，他伸出手指數著，“美國這個魯莽的救世主，英國，還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會揮揮手，發出不屑的聲音，“他們都像是饒舌的老太婆。”
他關於以色列的說法惹惱了弗裡蒙特的阿富汗人，他們指責他親近猶太人，而這實際上就是反對伊斯蘭。爸爸跟他們聚會，喝茶，吃點心，用他的政治觀念將他們氣瘋。“他們所不明白的是，”後來他告訴我，“那跟宗教毫無關係。”在爸爸眼裡，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島嶼，雖然處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圍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顧著出賣石油賺錢，毫不關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幹這個，以色列幹那個，”爸爸會模仿阿拉伯人的語氣說，“那做些事情啊！行動啊！你們這些阿拉伯人，那麼去幫巴勒斯坦啊！”
他討厭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齒的蠢貨”。早在1980年，我們還在喀布林，美國宣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