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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那邊更開心，爸爸，那兒更有家的感覺。”我說。
“白沙瓦對我來說是好地方，但對你來說不是。”
“你在這兒工作太辛苦了。”
“現在還好啦。”他說，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經理之後。但在天氣潮溼的日子，我總能見到他忍痛揉著手腕。也見過他在飯後，頭冒冷汗去拿止痛藥瓶子的模樣。“再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才讓我們兩個來到這裡的，你知道嗎？”
我把手伸過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學生哥兒的手，乾淨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骯髒且長滿老繭。我想起在喀布林時，他給我買的所有那些卡車、火車玩具，還有那些腳踏車。如今，美國是爸爸送給阿米爾的最後一件禮物。
我們到美國僅一個月之後，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熟人開的加油站當助理——他從我們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每週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收銀、換油、擦洗擋風玻璃。有好幾次，我帶午飯給他吃，發現他正在貨架上找香菸，油汙斑斑的櫃檯那端，有個顧客在等著，在明亮的熒光映襯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抬起頭，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雙眼因為疲累而流淚。
被聘請那天，爸爸和我到聖荷塞［1］SanJose，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1］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稽核官杜賓斯太太。她是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露出兩個酒窩。有一回她跟我說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聲音讓我想起熱牛奶和蜂蜜。爸爸將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櫃檯上。“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感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捨。”
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們在開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經常說的“耍她一下”。“我幹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這麼做過。”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束了在收銀臺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擔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癒。1983年那個夏天，我20歲，高中畢業。那天在足球場上擲帽子的人中，要數我最老了。我記得球場上滿是藍色袍子，學生的家人、閃光的鏡頭，把爸爸淹沒了。我在二十碼線附近找到他，雙手插袋，相機在胸前晃盪。我們之間隔著一群人，一會兒把他擋住，一會兒他又出現。穿藍色衣服的女生尖叫著，相互擁抱，哭泣；男生和他們的父親拍掌慶賀。爸爸的鬍子變灰了，鬢邊的頭髮也減少了，還有，難道他在喀布林更高？他穿著那身棕色西裝——他只有這麼一套，穿著它參加阿富汗人的婚禮和葬禮——繫著那年他五十歲生日時我送的紅色領帶。接著他看到我，揮揮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學校的鐘樓為背景，替我拍了張照片。我朝他微笑著——在某種意義上，那日子與其說是我的，毋寧說是他的。他朝我走來，伸手攬住我的脖子，親吻了我的額頭。“我很驕傲，阿米爾。”他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閃亮，那樣的眼光望著的是我，讓我很高興。
那晚，他帶我到海沃德［1］Hayw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近弗裡蒙特。［1］的阿富汗餐廳，點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說，他的兒子秋天就要上大學了。畢業之前，我就上大學的事情跟他稍稍爭論過，告訴他我想工作，補貼家用，存些錢，也許次年才上大學。但他恨鐵不成鋼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閉嘴。
第十一章（3）
晚飯後，爸爸帶我去飯店對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線陰暗，牆壁上散發著我素來不喜歡的啤酒酸味。男人們頭戴棒球帽，身穿無袖上衣，玩著撞球，綠色的桌子上煙霧升騰，嫋嫋繞著熒光燈。爸爸穿著棕色西裝，我穿著打褶長褲和運動外套，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在吧檯找到位子，坐在一個老人身邊。老人頭上有個麥克羅啤酒的商標，發出藍光，將他那張滄桑的臉照得病懨懨的。爸爸點了根香菸，給我們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興了！”他自顧自地向每個人宣佈，“今晚我帶我的兒子來喝酒。來，請給我的朋友來一杯。”他的手拍在那個老人背上。老頭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沒有上排的牙齒。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強迫自己，還沒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經幹掉三杯了。他請那個老頭一杯蘇格蘭烈酒，還請那四個打撞球的傢伙一大罐百威。人們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後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