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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憂以自鎮。（《抽思》）
阽餘身而危死兮，覽餘初其猶未悔。（《離騷》）
這是一位兩千多年前的古人對民生的憂思，比之於兩千多年後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們，區別到底有多大？
這是一位兩千年前的志士對人生的表白，追求真理，至死不渝，其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忘我精神，難道不足以被我們視為先賢！
曾有讀者與聽眾在我本人參與的中國黃河電視臺“天天詩詞”節目的互動資訊中問我，說屈原愛國愛人民好理解，而說屈原不僅追求真理，而且追求科學，未免太牽強了吧，畢竟，屈原出生在2000多年前那個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換的年代，“科學”一詞還不知在哪裡孕育著呢，屈原又怎麼能涉及你所說的天文、地理以及天體構造等一些幾乎是1000多年後西方科學家才開始探索的科學奧妙呢？
然而，這恰恰就是屈原之所以偉大超凡的另一面。讓我們重溫他最著名的奇詩《天問》吧：從天地之未有之前，到天體之構造，地表之安排，再到傳說中的有史時代，屈原一口氣列舉了一百七十多個問題，沖天而問，卻沒有答覆。然而，不需要答覆，屈原的“天問”已足以開啟我們民族科學探索的智慧與能力。這樣的詩人，這樣的政治家，這樣的思想家和科學探索者，祖國在他心中，人民在他心中，江河湖海、宇宙自然在他的心中。短暫的62年，屈原太累了，他承受了遠非一個凡人可以承受的多重壓力，從多種意義上來說，他是以一種錯誤的方式，在錯誤的時間來到人間，他艱難跋涉，而歷史被他遠遠拋在了身後，於是，他再也拖不動凝滯的歷史車輪，他慢慢地倒下，毅然投身於清澈的未來。
再讀屈原，其實只是文人的自勉，或許也是對志士的吶喊。
逆境出好詩
日前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經說到“亡國之君，多有才藝”的問題。諸如李後主之類，實在是國家的不幸，也實在是那些才子皇帝自己的不幸。但是，我們在哀其不幸的同時又必須看到，恰恰是在政治生命完結之後，這些人才能在巨大的悲苦之中迸發出最強烈的創作火花，孕育出他們一生中最有價值的詩篇。譬如李後主之與《虞美人》。譬如宋徽宗之與《杏花詞》。
於是有了一個新的命題：逆境出好詩。
這個命題，相對於並非皇帝的詩人來說也成立嗎？我以為是成立的。不信，且看杜甫，且看李白，且看蘇軾，且看屈原。
先說杜甫，我們說杜甫是“人民詩人”。這頭銜雖然杜夫子本人似乎並不一定理解，也未必就買賬，但杜詩貼近生活，貼近人民，更多地反映民生疾苦倒是千真萬確。且不說《三吏》、《三別》，也莫談《北征》、《春望》，單看看他的《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
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
再看看他的《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裡，胡騎長驅五六年。
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
毫無疑問，戰亂頻仍，仕途坎坷，顛沛流離，食不果腹；對親人的思念，對和平的嚮往，這一切，使得詩人在與廣大勞苦大眾的密切交往中感受到了生活的艱辛，體驗到了社會的矛盾，於是他才感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於是他才呼籲：“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試想一下，如果不是戰亂別離，如果不是仕途多舛，杜甫有可能寫出這樣的千古警句嗎？
生活的逆境不僅造就了杜甫，更成就了李白。不可否認，李白詩才蓋世，卓爾不群，這一點，無論是在他的早期詩歌創作中還是晚年的傳世作品中都同樣出色。但是，稍加留心，你就會發現，謫仙的早期作品更多的是藝術成就，是杜甫所評價的“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就其思想內容而言，並無過人之處。而數年的宮廷生活，極度的寵信之後，當他終於在唐玄宗身邊的群小讒毀中被“賜金放還”，走上一條浪跡天涯的道路之後，他的詩歌才得到一種精神上的昇華。而假設沒有這種人生的“挫折”與逆境，假設謫仙可以長久居於宮廷禁地，他又怎麼可以寫出《秋浦歌》那樣絢麗多彩的組詩，又怎麼可以體會得“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並且大聲地吶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至於蘇軾，我只想說的是：他最傑出的詞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寫於熙寧九年，其時，蘇軾政治失意，兄弟離散。而他影響最深遠的那首《念奴嬌·赤壁懷古》寫於元豐五年，其時蘇軾是以罪人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