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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他們要寫3篇論文。這3篇論文在期終成績中佔舉足輕重的分量。
“有交卷的最後期限嗎？”後排一個學生舉起手問道。我笑了笑，“學期結束前，你們哪天交都行，”我回答說，“完全由你們決定。”學生們想了想，有點疑惑不解。
“條件是這樣的，”我解釋說，“週末以前，你們必須用書面形式，自己規定每一篇論文的交卷期限，一經確定就不準更改。”我進一步解釋，遲交的論文，按遲交的天數扣分，每晚一天扣罰總成績的1％。提前交卷當然可以，不過我不到學期結束不閱卷，早交的不會有加分之類的獎勵。
換言之，球在他們那邊。但他們有自制能力來把球打好嗎？
“艾瑞里教授，”古列夫，一個聰明的碩士生問道，他英語裡帶點印度口音，蠻好聽的，“不過，按照您給的這些指示和條件，對我們來說，只要在學期結束前交，豈不是交得越晚越好？”
“你們可以這樣做。”我回答說，“如果你們認為這樣有好處，完全可以。”
在這樣的條件下，你會怎樣做？
我保證於第____周交出第一篇論文
我保證於第____周交出第二篇論文
我保證於第____周交出第三篇論文
學生們為自己選定了什麼樣的最後期限呢？任何完全理性的學生都會像古列夫說的那樣，把最後期限設在學期的最後一天——這樣設定，在最後期限前，無論什麼時候交卷都不會受罰扣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選早一些的期限冒受罰的風險呢？如果學生們完全理性，把交卷期限推遲到最後顯然是最明智的決定。但是，如果他們不理性又會怎麼樣呢？如果他們招架不住誘惑而且習慣於拖沓呢？他們如果認識到自己的弱點會怎樣呢？如果同學們不是理性的，自己又瞭解這一點，他們可以利用期限來迫使自己做得好一點。他們可以把期限定得早一些，由此迫使自己在課題上早一點下工夫而不必拖到期末。
我的學生們是怎樣做的呢？他們利用了我給予他們的規劃工具，把期限分別放到了學期中的各個階段。這樣當然很好，這說明他們認識到自己拖沓的毛病，而且有機會的話也希望能有效地控制自己——但是主要問題是，這種工具是否真能幫助他們取得較好成績。為了找到答案，我們還必須在其他班裡用不同設計做同類實驗，並且最後拿論文成績進行對比。
我已經讓古列夫所在班級的同學自己選擇交卷期限，我到其他兩個班——和他們約定了完全不同的條件。在第二個班，我告訴他們，我對交卷不設其他期限，他們只要到學期最後一節課結束時交上三篇論文即可。他們也可以早交，但當然了，早交也不會加分。我預料他們會非常高興：我給了他們彈性期限和完全的選擇自由。不僅如此，他們還不會因為前面哪篇論文遲交受罰，所以完全沒有風險。
第三個班得到的是可以稱之為“專制”的待遇：我給三篇論文都規定了交卷期限，分別定在第四周、第八週和第十二週。這是“齊步走”命令，他們完全沒有彈性或選擇的餘地。
這三個班，你們預料哪一個班的期末的成績會最好？是古列夫那個班嗎？他們享有一定的彈性。或者第二個班？只有最後期限，享有完全的彈性。還是第三個班？強制性的期限，因而完全沒有彈性。成績最好的會是哪個班呢？同時，你們預料哪個班成績會最差呢？
學期結束，負責這幾個班的教學助理何塞？席爾瓦（他本人是研究拖沓惡習的專家，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評卷後把論文發還給學生們，我們可以比較這三個班的成績了。我們發現被限定三個交卷時間的那個班成績最好；完全不設交卷期限（最後期限除外）那個班成績最差；古列夫那個班，可以自己設定三個交卷期限（但遲交會被罰分），成績在二者之間，這三篇論文和期末總成績都是如此。
這一結果說明了什麼？第一，學生們的確有拖沓習慣（一大新聞）；第二，嚴格限制他們的自由（自上而下地硬性規定每一篇論文的交卷期限）是治療拖沓病最有效的手段。但是最大的啟示在於，只要給學生們一種工具讓他們自己設定期限，就可以幫助他們獲得較好的成績。
這一發現意味著學生們一般都瞭解自己拖沓的問題，如果有機會也能夠與之鬥爭，並可能取得相應的成果。但是為什麼允許自設期限的學生的成績不如那些被嚴格規定期限的學生呢？我的感覺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瞭解自己的拖沓傾向，即使那些認識到自己拖沓傾向的人也不一定對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