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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或者2萬年薪生活在北京卻有知心朋友，如果讓我選擇，多半會選擇後者。
後來跟小昭說起這個觀點，她似乎很不屑。你為什麼需要一個圈子呢？她問。我需要精神上的intimacy呀，我答。哎呀，圈子不圈子的，有什麼用呢？你看看北京某某文學圈子，很齷齪的，就是成天相互吹捧，相互撫摸而已，她說。
說的也是。仔細想想，有一個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結果往往是大家集體“坐井觀天”，越暖和也就越覺得井口那塊天空就是整個世界。那天我和佟佟、小麥其實也說到了這一點，圈子圈得太緊了，說什麼、寫什麼都不自由，總覺得“圈委會”的成員在虎視耽耽地審查你的言談舉止，無形中溫暖也成了另一種壓迫。再想到80年代後作家韓寒的名言“什麼圈都是花圈”，更覺得自己想要一個小圈子的想法很老土。
可是再仔細想想，又覺得他們都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比如小昭吧，有兩個那麼知心的姐姐（及姐夫），有“五個可以在鬱悶時隨時打電話的朋友”，還有那麼多敦厚溫柔的同事以及姐姐的同事，那麼多層圈子包圍著她，她當然體會不到整個世界與她脫節的恐慌了。孤單也許會讓一個人更誠實，擺脫討好任何人的壓力，但是孤單也讓一個人無力，因為缺乏“同類”的響應，個體的認知總是處於一種脆弱的狀態。
那麼我到底是要追求“集體的溫暖”呢，還是逃避“集體的壓力”呢？
50年代有一個心理學家叫Asch（好像是），他做過一個簡單的心理實驗：把一組人――比如八個吧――放在一起，其中有七個是串通好的，只有一個是真正的實驗品。Asch拿出兩段一模一樣長的繩子，讓這八個人比較它們的長短。前面那七個人――因為串通好了――異口同聲地說一段比另一段長，第八個人在目睹了這一切之後，雖然有疑慮，往往都會也判斷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長。這是一個著名的 “group pressure”的心理實驗（後來有學者在分析中國的“思想改造”時，還用到了這個理論）：一個集體如何透過其“集體性”來損害個體的認知能力。從這個角度說，“集體”是一個權力機制。
但是另一方面，同樣是Asch的實驗――他做了一個小的技術處理：他讓那七個人裡面的一個改口，堅稱那兩條線一模一樣長，然後輪到第八個人時，這時這個人認定兩條線一摸一樣長的機率明顯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個人做出正確判斷的機率越高。從這個角度來說，“集體”――也就是第八個人和改口的那個人組成的集體――又是有效的“叛逆”機制。也就是說，小集體是反抗大集體的有效手段――這不是從組織上來說，而是從認知能力上來說。
這似乎就讓我很為難了。一個小圈子，對外――無論對專權的政府、還是犬儒的社會――都是一個有效的抵禦堡壘。圈子再小，只要其中有solidarity，就算不採取任何組織行動，在維繫認知能力上，至少有益。這是“圈子”的“進步性”。（想象被6個民族主義者包圍的兩個自由主義者，或者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的內部，它有可能透過長期演化出來的一些“文化共識”來壓迫圈子內部的成員，它會用它的集體性來長期維繫一個明顯的錯覺。想象一個長期浸泡在“下半身寫作”圈子裡的寫作者，就算有疑慮和厭倦，估計也不敢輕易改走“上半身寫作”的路線，或者一個詩人圈子裡的成員，估計也輕易不敢說自己其實想“從政”。
薩特曾經寫過劇本“禁閉”，裡面有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獄”，但這只是就“圈子”的內部壓迫性而言，所以只是區域性的真理。他人也可以是天堂，當你與他人聯合以來反抗更大的“地獄”時。人是多麼貪婪的動物啊，又想要freedom又想要identity，又想要independence又想要intimacy。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呢？小昭一直勸我不要回國，大約是羨慕國外的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而我一直勸她不要出國，卻是因為渴望國內的溫暖，渴望一批可以堅定不移地和你一起錯到底、瘋到底、傻到底、不可理喻到底的哥們姐們。
小時候，我有一個奇特的恐懼，總是擔心有一天我被裝進一個太空飛船裡，然後被扔進太空裡。“扔進太空裡之後，我會變成什麼樣呢？”我不停地追問我哥，“我會立刻死嗎？是窒息死還是冷死？還是爆炸死？會不會風乾？眼睛會不會鼓出來？頭髮呢？太空是黑漆漆的，還是也有光？”我哥其實也不懂，他非常不耐煩地說：“你會變成一塊太空石頭，跟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