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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了一個“和諧廚房”不是不可能的呀。我想來想去，就想到一個最平庸的解釋：自覺。而責任的自覺、公德的自覺、對制度條文的尊重、對他人的體諒、對環境的愛護，說到底，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這不是說制度不重要――事實上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相信制度的力量，以及制度改造文化的力量，也就是更相信舉著啞鈴的黑人大個的力量。但是，由於制度涉及到一個實施成本的問題，我越來越接受的看法是，制度固然重要，而文化是降低制度實施成本最有效的因素。
前天晚上，我又一次以居委會大媽的身份，召集宿舍裡幾個經常做飯的人，開了一個會。開這個會，說實話，主要並不是因為憤怒。事實上，我早不care了，反正過幾個月就搬走了，3、4月份還要回國一趟，現在也很少做飯，所以我還能在這個廚房做飯的次數，已經屈指可數，實在沒有理由care廚房的風景是否怡人。我開這個會，更主要的，是出於科學上的好奇心和政治上的實驗感。就“科學”而言，無論從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法學、論理學哪個角度，我都想了解這種“寧可讓自己suffer也不能讓別人happy”的心理機制到底是如何在社會互動中形成、運轉的。從“政治”上來說，我不甘心自己帶著這個失敗的烙印“卸任”，我想說服自己，人的自私、狹隘、不負責任是有限度的，我想修復自己對人性的信心。我想在“退休”之前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
如果我甚至無法透過理性的方式說服同宿舍的幾個人做飯後打掃衛生，我怎麼能去說服自己相信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理論呢？我怎麼能相信自己最推崇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觀念呢？我怎麼能夠承認公共領域、公民社會在中國文化裡面的可能性呢？而溝通理論、協商民主，發達的公民社會，正是我無論從學理上還是情感上最嚮往的東西。對理性的信念，說得嚴重一點，是象文字、音樂、辣醬那樣支撐我活下去的理由。
應該說，這次會議還算是一個團結、勝利、圓滿的大會。自然，每個人都聲稱自己從來都是打掃衛生的，每個人都認為打掃衛生是應該的，每個人都宣稱以後一定會好好打掃衛生。至少，這說明大家還是有一個基本的是非觀。能否把這種觀念轉化為行動，又是一個問題。
經過兩年的艱苦鬥爭，我還沒有喪失信心，我還在期待。
盧梭當年寫“社會契約論”的時候，面對的是一個君主專制、僧侶專權、民不聊生的時代，人家那麼兵荒馬亂的時代，都沒有對人的理性喪失信心，我面對的，不過是一個6平方米的廚房，能夠因為這麼點打擊，就丟盔棄甲拋棄信念嗎？想來想去，我覺得不能、不願、不可以。
Intimacy
那天跟佟佟穿梭在廣州琳琅滿目的小店之間，她問，以後你是要回來，還是要留在美國呢？
還是回國吧，我說，美國呢，其實我很喜歡的，它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我都喜歡，但是大環境再好，你找不到自己的小圈子，尤其象我這樣的學文科的、碼字的、關心時政的、文藝的，呆在美國，實在是突兀，跟美國人永遠隔著一個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在中國人當中也很異類的。
擠在小攤小販之間，突然覺得找到了回國理由的最好表述方式：美國的大環境再好，沒有自己的小圈子。
因為接下來幾天見到的朋友，都問我以後回不回國，於是我這幾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複這個觀點。
那天晚上，和佟佟、小麥坐在廣州一個酒吧聊天。我知道她倆是很要好的，經常聚在一起吃飯、聊天、八卦，因為她們都是“處境比較象的人”：做時尚雜誌；已婚但是風姿卓約；熱愛碼字；對女人話題永遠津津樂道……談話期間，小麥一會兒給A電話，一會兒給B電話，問她們要不要也一塊兒出來喝東西，聽那親暱的語氣，肯定也都是她們的“圈內人士”。彷彿還嫌對我的打擊不夠沉重似的，她們的言語之間，不斷談及似乎是她們的“圈子擴大委員會”成員，諸如什麼綠妖啊、叢蟲啊、小羊啊、木子啊。有一堆心意相通的朋友，注意，我說的是心意相通啊，隨便一聲吆喝，嘩嘩冒出一堆，七嘴八舌，互相吹捧，互相攻擊，然後鳥獸散。對於佟佟和小麥來說，大約是生活裡的自然場景，卻不知道，她們聚會的那些個酒吧餐館的玻璃窗外，有我這樣眼巴巴的小孩，嚥著口水、踮著腳尖看她們的唧唧喳喳。
總覺得人生應當愜意，而愜意的標準，就是三五知己，談笑風生。20萬的年薪但是孤孤單單地生活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