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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河南發生大災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盤黃豆芽和兩隻豬蹄，把我打發回了一九四二年。當然，這頓壯行的飯，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頓美味佳餚；同時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見得多麼可觀。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國《時代》週刊記者白修德、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遜？福爾曼去河南考察災情，在母親煮食自己嬰兒的地方，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宴請兩位外國友人的選單是：蓮子羹、胡椒辣子雞、栗子燉牛肉、豆腐、魚、炸春捲、熱饅頭、米飯、兩道湯、外加三個撒滿了白糖的餡餅。這飯就是放到今天，我們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書中和大飯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說：這是他所吃過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說：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說：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鄉的省政府官員，決不會像白修德這麼扭扭捏捏。說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鄉發生了吃的問題。但吃的問題應該僅限在我們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計在我們這個東方文明古國，無論發生什麼情況，縣以上的官員，都不會發生這種問題。不但不存在吃的問題，性的問題也不會匱乏。
還有一個問題，當我順著枯燥泛出黴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時，我發現五十年後我朋友把他交給我的任務的重要性，人為地誇大了。吃完豆芽和豬蹄，他是用一種上校的口氣，來說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發生大旱災，景象令人觸目驚心。全省夏秋兩季大部絕收。大旱之後，又遇蝗災。災民五百萬，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湯”，襲擊全省一百一十個縣。
災民吃草根樹皮，餓殍遍野。婦女售價累跌至過去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餓死三百萬人之多。
死了三百萬。他嚴肅地看著我。我心裡也有些發毛。但當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時，我不禁啞然失笑。三百萬人是不錯，但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無非是小事一樁。在死三百萬的同時，歷史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宋美齡訪美、甘地絕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戰、邱吉爾感冒。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樁，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環境中，都比三百萬要重要。五十年之後，我們知道當年有邱吉爾、甘地、儀態萬方的宋美齡、斯大林格勒大血戰，有誰知道我的故鄉還因為旱災死過三百萬人呢？當時中國國內形勢，國民黨、共產黨、日軍、美國人、英國人、東南亞戰場、國內正面戰場、陝甘寧邊區，政治環境錯綜複雜，如一盆雜拌粥相互攪和，擺在國家最高元首蔣介石委員長的桌前。別說是委員長，換任何一個人，處在那樣的位置，三百萬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慮的問題。三百萬是三百萬人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給我的任務是小節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當時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宮、唐寧街十號、克里姆林宮、希特勒的地下掩體指揮部、日本東京，中國最重要的部分是重慶黃山官邸。這些富麗堂皇地方中的衣著乾淨、可以喝咖啡洗熱水澡的少數人，將註定要決定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命運。但這些世界的軸心我將遠離，我要蓬頭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餓殍的河南災區。這不能說明別的，只能說明我從一九四二年起，就註定是這些慌亂下賤的災民的後裔。最後一個問題是，朋友在為我壯行時，花錢買了兩隻豬蹄，匆忙之中，他竟忘記拔下盤中豬蹄的蹄甲；我吃了帶蹄甲的豬蹄，就匆匆上路；可見雙方是多麼大意。
我姥娘將五十年前餓死人的大旱災，已經忘得一乾二淨。我說：“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餓死許多人！”
姥娘：“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歲。與這個世紀同命運。這位普通的中國鄉村婦女，解放前是地主的僱工，解放後是人民公社社員。在她身上，已經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國歷史。沒有千千萬萬這些普通的骯髒的中國百姓，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反革命歷史都是白扯。他們是最終的災難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歷史歷來與他們無緣，歷史只漫步在富麗堂皇的大廳。所以俺姥娘忘記歷史一點沒有慚愧的臉色。不過這次旱災餓死的是我們身邊的父老鄉親，是自己人，姥孃的忘記還是稍稍有些不對。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這牽涉到另一場中國災難———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溫和，雖不識字，卻深明大義。我總覺中國所以能發展到今天，仍給人以信心，是因為有這些性情溫和、深明大義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懷叵測、並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著一位鄉村醫生，現在姥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