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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隱林泉。
蘇東坡現在寫他那上神宗皇帝萬言書，準備罷官而去。他和司馬光、範鎮曾經並肩作戰，但是司馬光與範鎮已經在憤怒厭惡之下辭去官職。範鎮後來和蘇東坡有了親戚關係，他曾在前兩朝任職於中書省。其人雖然外貌看來肥胖鬆軟，個性之強，則不讓鋼鐵。在去職之時，他在辭呈上說：“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在早朝之時，皇帝將此奏摺交與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臉立刻煞白。當時在附近的幾個人說曾看見王安石拿著此奏摺在手，手氣得發抖。
在熙寧三年（一○七○）九月，司馬光被派到外地陝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戀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誠懇但有時很嚴肅認真的討論新法，書信來往凡三次之後，才與他完全決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為官，皇帝數次告訴其他大臣說，只要司馬光在身邊，他不會犯什麼大錯。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馬光都予謝絕。他的話早已說夠，皇帝若不肯察納忠言而中止騎此剛愎的蠻驢奔赴毀滅之途，則他的本分已盡。在他決定辭去一切官職退隱林下之時，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寫給皇上說：
〖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惠。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後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範鎮同，則乞依範鎮例致仕。或罪重於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從現在到十六年後神宗皇帝的駕崩這段期間，司馬光要避門不出，傾其全力繼續九年前即已開始的歷史鉅著的寫作。後來，神宗皇帝罷黜王安石之後，打算重召司馬光回朝主政，司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廢除新法嗎？由此看來，這兩個極端相異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後，都是絲毫不變動而且不可能變動的。可是在隨後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馬光也臥床病重，那時他以宰相的地位發出的最後一道命令是：“王安石為人並不甚壞。其過端在剛愎自用。死後朝廷應以優禮葬之。”
蘇東坡的上神宗皇帝萬言書，甚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學，也表示其個人之氣質與風格，其機智學問與大無畏的精神，都顯然可見。憤怒的爭論與冷靜清晰的推理，互動出現。有時悲傷譏刺，苛酷的批評，坦白直率，逾乎尋常；有時論辯是非，引證經史，以暢其義。為文工巧而真誠，言出足以動人，深情隱憂，因事而現。在正月蒙皇帝召見之時，皇帝曾稱讚那篇《議學校貢舉狀》，並命他“盡陳得失，無有所隱”。蘇東坡即認真遵辦。那是他最後一次盡其所能求皇帝改變主意，這時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職，一切情勢都呈現不利。蘇東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禍，至少將遭罷黜，是必然無疑之事。
對現代讀者最重要的兩個論點，一是孟子所說的君權民授，一是為政當容清議。他警告皇帝說，君之為君，非由神權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擁護。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說：
〖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已然。〗
但是，為人君者若不容許自由表示意見，焉能得到人的支援？蘇東坡進而發揮這一點，我認為是這篇奏議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則，有御史監察制度，便是具體的做法。根據蘇東坡所說，一個好政權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於不同的政見合理的發揮其功用。民主政治體制，系表現於黨派間政見之歧異。蘇東坡如生於現代，必然反對聯合國安理會全體同意原則，在基本上為反民主。他知道，中國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還沒有兩個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徑，唯有暴政制度。我從未發現民主制度的敵人，在家庭，在國內，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蘇東坡接著說：
〖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座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君何緣知覺？〗
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