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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杭州本為產米地區，每年只須向京都繳米一百二十五萬到一百五十萬石，杭州仍然很殷實，能夠付得出那個米額的價錢。如蒙允許儲存一部分米，杭州可以改繳同值的綢緞銀兩。他只盼望朝廷準他們留下一部分充做皇糧的米，轉到當地穀倉，也就可以了。
同時，在七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另一次狂風暴雨突發。在二十四日，雨少停，但是當夜又傾盆而至。蘇東坡無法入睡，次日清晨，寫了“浙西災傷第二狀”。在西湖地區，災情益形嚴重。皇太后會對他前一道表章立即批示嗎？官差郵政制度還不壞，由杭州到京都，郵遞二十天可到。八月初四，太后收到蘇東坡的第一道表章，立即辦理。照慣例，表章由中書省轉到戶部，請求在半月之內做一報告。二十天後，在八月二十五，公文到達蘇東坡手中。從那份公文裡看，他那第一狀中催請立即處理的那段最重要部分，已遭刪除了。他立刻上文戶部，請求聯合調查，又要求那些認為不致有饑荒出現的人，應當簽署保證檔案。
由八月中旬，另一次暴雨又下個不停，情況比以前更為可怕，在九月初七，蘇東坡請撥的米由二十萬石提高到五十萬石。這些米是預備穩定糧價的。即使朝廷每個賠十文錢或一石賠一百文錢，朝廷全部的損失也不過五萬緡。他恐怕饑荒真正到來，那時朝廷即便花上十倍或二十倍的錢，還不能救那些饑民呢。這番請求蒙皇太后批准，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官僚總會有辦法把聖旨變成一張廢紙的。蘇東坡還有現款在國庫，問題不是何處去提款，而是何處去買米。商人都在囤積居奇，待高價而沽。在蘇州，米價已經每個漲到九十五文。蘇東坡說要買米，但是買不到多少。他也不過這兒買到三千鬥，那兒買到三千個，如此而已。鄰近地區的官員，因為價高，不願買米。蘇東坡認為官方應當到市場去，付出商人提出的價格，準備賠錢賣出。
時間已嫌不足，再過幾十天，新收的稻子也快賣光了。情況還是很壞，甚至鄰近各地也是一樣。蘇東坡在失望之下，在九月後半月，又修一道表章，請求朝廷命官員在河南安徽買米，儲存在揚州，以備在饑荒來臨時發與湖泊地區的災民。他的計劃是，米要存在途中地方，萬一不需要，仍可再運往京都。杭州則可以用同等值的錢貨代替每年的供米。他的所請，又蒙批准，皇太后為此辦法撥了一百萬貫錢。東坡在第三道表章的附奏中說：“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檢放。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太后若信賴官吏的報告，永遠不知實情。他提醒太后，前朝曾有五十萬人餓死，因為有錢無米。“若來年人戶原不缺食，不須如此率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辭詞。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
百萬撥款的結果是這樣：錢是在，但是沒有買米。他的五十萬石米也被人剝奪了。蘇東坡和朝廷算賬，官方堅稱三十七萬石米已經撥下來。蘇東坡堅稱，在三十六萬石之中，元佑四年的二十萬石，不應當算在元佑五年份內，而且他上表呈請時十六萬石已經在官倉之內了。接到聖旨說撥款若干是一件事，能透過官僚的手腳又是一件事。他在對抗官僚的長期作戰中，曾寫信給好朋友孔平仲說：“嗚呼！誰能稍助我者乎？”
蘇東坡的計劃是在那年冬天出賣官米。果不出他所料，米價飛漲。冬季一到，他開始出賣官倉存米。但是在元佑六年（一○九一）二月，他被調離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學士。他離杭州時，所做的事尚未完成，他寫信給繼任的林太守，請他與所有的有關官員聯絡，以做決定。他告訴林太守，在前一個月，他曾經請求保留朝廷的五十萬石貢米，林太守應當暫時保留此米。林太守以等待前任蘇太守最後上朝廷表章的批示為藉口，當然可以將解來進京一事安然拖延一段時日。那批米如不急用，到六月再送出，也不算太遲。
蘇東坡在赴京途中，順便看看蘇州及鄰近各地的洪水災區，以便與各省同僚會商辦法。他發現整個地區尚淹沒在水中，因為洪水尚未消退。那時正是春天，農人還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農田之在低處者，顯然無望，在高處的農田裡，他看見老翁與女人晝夜忙於往外放水，以人與天氣對抗，似乎並無把握。因為雨還在繼續下，剛剛淘去些水，不久水又滿了。饑荒已然來臨，人民開始吃稗糠，平常都是餵豬吃的，現在與芹菜或其它等青菜混合煮食。由於缺乏乾柴，人民只好生食，好多人因此患肚脹。蘇東坡在表章裡曾說：“是臣親見，即非傳聞。春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