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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塘江而下的人，則不得不冒險經過。有時可以看見落水的大人兒童哭喊救命，還沒來得及搶救，已被洪流巨浪吞沒。但是杭州江上的交通還是很重要。貧苦的西南地區人民，都以杭州以北西湖地區產的米為生，而杭州人則依賴西南地區的燃料。鹽也產在杭州灣，運銷西南地區。雖說水運危險，水運仍極繁忙，但運費高昂，因為水上風險大，運輸行必須付給工人厚禮。這樣，使國家遭受無形的損失，為數達到數百萬貫之巨。
蘇東坡就想在深知錢塘江情形的人協助之下，解決這個問題。新計劃是想把通往杭州的船運移到此危險地點上面的一條路。在蘇東坡主持之下，擬定了一項計劃，需款十五萬貫、員工三千，為時兩年竣工。在此計劃下，要將錢塘江引入一條八里長的新水道，水的深度足可供航運，要築石堤一條，長兩裡又四分之一，在山下鑽隧道六百一十尺長。不幸這項計劃正在擬定中，他必須離開杭州。
同時，他也正在為另一項更迫切的問題忙得要命，那就是飢謹的威脅即將來臨。他到任的那一年，就已收成不佳。米價七月間六十文一斗，到九月間漲到九十五文一斗。幸而平倉裡還有存糧，他又籌劃到二十萬石，賣出了十八萬石，才算穩住米價，在元佑五年（一○九○）正月，使米價跌到七十五文一石。在那年春季多雨，看來年成有望。農人借錢施肥勤耕，滿希望夏季豐收。在五月六日，杭州一帶大雨滂淪，多日不止，民家積水將及一尺。農人的盼望眼看悉成泡影，隨便有點兒常識之人，都能看出來，一已存糧吃光，勢將捱餓。蘇東坡派人到蘇州常州去視察，接到的報告是該兩地全境淹水。水庫崩裂，部分稻田被水淹沒，農人在划船搶救殘存物品。搶救的潮溼稻子還可燒乾，稻草用以餵牛，必須設法以濟時艱，而且刻不容緩。
雖然不需大才方可預知，蘇東坡卻在事前早有準備。他一向相信常平倉制度遠勝過饑荒之後的救濟，所以他早就不斷購買穀子存滿糧倉，好來應付荒年。因為霍雨連綿不絕，他越為奮戰不懈。在半年之內，自七月開始，他給皇太后和朝廷上表七次，陳述實情，籲請急速設法。前兩次表章叫“浙西災傷第一狀、第二狀”，後面五個叫“相度準備賑濟狀”，七個表章合成一個情急的呼籲。他呼救不停，直到朝廷人人覺厭煩了。他那種急躁是太背乎中國人的習慣。若干朝廷的特使也在當地，人家一言不發。蘇東坡喊叫什麼？比平常多下了一點兒雨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他是為自己挖掘政治上的墳墓吧？
但是他深信一分預防勝過十分救濟。在當地買，或是由外地進口，這樣不斷存糧，以防食糧短缺，並隨時賣出以平定糧價，饑荒是可以防止的。把糧食向貧病與饑民施捨，永遠是浪費無用，只能觸到疾苦表面，根本辦法則是預防。有遠慮的人永遠是氣躁的。他指出來，在神宗熙寧八年（一○七五），沒有人事先做何防備，結果大饑荒來臨。神宗皇帝須要撥出一百二十五萬擔食米設立粥廠救濟貧民，竟有五十萬窮人餓死。除去人受的災難之外，朝廷救濟、減免稅款和各項歲收，一共損失了三百二十萬貫。蘇東坡指出，比照之下，他去年只用了六分之一的糧食就穩住糧價，防止了災情。現在第二次饑荒會更甚於第一次，就猶如第二次發病會比第一次嚴重。人民少量的存糧已經逐日減少，必須立即設法。
奇怪的是，除去蘇東坡一個人外，別人都是無動於衷。他一看朝廷公報，不覺大怒。好多浙江和鄰近的地方官都在春天奏報豐收有望，但無一人陳明新近的暴雨和水災。蘇東坡奏准以修繕官衙的款項購買食米，因為救饑荒第一。六個月以前，他妻請撥給五萬貫購買食米，杭州當分得三分之一。朝廷是把錢撥下來，但鄰省一個名葉溫叟的稅吏，卻把蘇東坡應得的款額剝奪了。錢一到，人人都想分潤，但是目前卻無人肯陳報災情。蘇東坡在一道密奏太后的本章裡曾說：“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茂。及至災傷，須待餓便流亡，然後奏知。此有司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他請朝廷下令調查全部災區。倘若他的擔心實屬過慮，如果其他官員與他看法不同，要他們簽報擔保來冬不會有饑荒發生，人民不會捱餓。有一名官員名叫馬鹼。蘇東坡屢次寫信有事與他會商，因為此事須與各地區配合協調。但是此人回信說他正忙於他事，他將因公外出，冬日始可返杭。蘇東坡在給他正在浙東為官的一位好友錢勰的一封信裡說：“雖子功旦夕到，然此事得聚議，乃濟數舍之勞，譬如來一看潮，亦自佳事，試告公此意勸之，勿雲僕言也。”在七月的報告中，蘇東坡只請求撥米二十萬石。那項計劃也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