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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這種中止，光寫一封信不行，還要讓周圍較多的人知道。但是切記，不要把這種中止的宣告，變成態度激烈的吵架。一切都可以顯得很平靜，中止友誼這個決定，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說，越平靜地宣告，越有力量。不要具體申述中止的理由，一申述就能引起反駁，又變成了一場辯論。
在這個問題上，最不可取的態度是，既滿腔憤怒，又黏黏糊糊。說來說去還是朋友，她們那邊說對朋友也要揭露真相，你這邊說是朋友不應該造謠生事，旁人聽了就會想，既然是朋友間的嗦事，誰也不想管。其實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還老掛著
“朋友”這個詞有什麼用呢？既混淆了彼此間的是非，又玷汙了人世間的友情，變成了一本越纏越亂的糊塗賬。許多老朋友終究成了罵也不是、恨也不是的爛汙狀態的仇人，都與這種錯誤程式有關。相比之下，較好的做法是不談是非，先結束友誼。在友誼結束前談是非，用的是內部座標，其實此時的“內部”已不存在；在友誼結束後談是非，用的是社會座標，比較敞亮和公開。就友誼而言，及時地結束在該結束的時候，不僅為彼此雙方清理了友誼系統，而且也在一個範圍內為友誼這個命題恢復了名譽。
最後一點，如果你與她們中止友誼後，她們仍不知收斂，繼續造謠生事，那麼，不到萬不得已，也不要訴諸法律。法律在名譽上能起的作用很小，而反作用則很大，不宜輕用。既然她們是你大學裡的同學，你在實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可以把有關情況告訴大學裡的其他同學，讓他們知道，讓他們判斷。他們也許會出來調解，那也好，使他們增加對事情的瞭解。這或許是能對她們產生某種心理鉗制作用的因素，因為她們既然利用老同學的關係造謠，也就不會不在乎其他老同學的看法。你在大學裡的表現，包括你的戀愛史，老同學們都是知道的。老同學們當然構不成對她們的實際處罰，但一種背景性的心理氣場出現了，這是一個無形的道義法庭，畢竟會起一點正面作用。如果她們不是你的老同學，而是一般的老朋友，那你就可以借用當年她們與你之間共同的其他朋友，來起類似於上述老同學的作用了。當然，這一辦法，非到忍無可忍時不要輕易採取。
在這三點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點，即基本不理。沒有這一條，其它兩條就失去了前提。因此，以健康和超然的心態來面對身邊的人際關係，是根本。我估計你會說：“道理都對，但我身處一個不大的單位，任何一種荒唐的謠傳都會形成巨大的氣壓，很難忍受。”是很難忍受，但強健的心志，就是這麼鍛煉出來的。這一方面，我大言不慚地希望你學學我。這些年來我受謠傳包圍的程度大概遠遠超過你吧？散佈你的謠傳的是你的老朋友，散佈我的謠傳的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我的老朋友比較有名，會到處寫文章，又會天南海北到處遊說，比你的那兩個老朋友厲害多了。我所受的壓力可想而知，但還是基本不理。
不理並不是故意地閉目塞聽。對此我可以教你一種心理疏離方法，你不妨一試。在謠傳最為嚴重的時候，設想自己升騰到一個高度，原先的名字也不再與自己有關，回身俯視原處，只見謠言如何步步追逼著這個名字，煞是好玩。俯視一陣之後你就發現，真正可憐的不是被追逼者，而恰恰是追逼者。他們非常勞累、步步為營，而且前途黯淡。因為謠言的每一步不僅會露出漏洞，而且會暴露造謠者自己，必須從兩方面堵漏，但按照規律，除非他們立刻停止，否則總是顧此失彼，手忙腳亂。我曾用這個方法觀察過昔日的兩個老朋友，他們開始只不過用耳語方式對別人說說我的作品而已，後來就越來越無法收拾了：別人對耳語產生警惕，他們不得不公開發表批判文章，表示自己堂堂正正；但如此批判一個昔日友人對大多數讀者總還是不太習慣，於是他們又不得不尋找背棄我的特殊理由，例如，最好有一個什麼歷史問題；終於道聽途說地找到一個，於是到處播揚。但廣大讀者比較現實，沒有劇作家的想象力，很難相信一位經歷“文革”後多年清查而擔任高校校長的人，居然是《悲慘世界》中冉阿讓式的逃犯，而他的兩位老朋友居然是叫沙什麼的警官！讀者的漠然使他們有點不知所措，我有空閒時也暗暗為他們設想一些辦法，心裡卻很輕鬆，要不然，這些年怎麼會有心緒寫那麼多文章！
我舉自己的例子，是想用切身感受來寬解你。我想你的那兩位老同學也找不出更多辦法來對付你了，你完全可以站在另一個維度來觀察，就像看公園角落裡對著殘局發怔的棋手。
如果看煩了，那就走開。因為她們口中唸叨的你的名字，與你既有關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