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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知是在唱空城計還是在未雨綢繆？
要探測我們的文化疏離善良的原因，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反思工程，很難在短期內得出結論。但是，這個文化課題卻不應該被社會改革家所諱避，否則一切社會進步都有根本性的疑問。事實上他們中確實也有人對之沉思良久，例如孫中山先生就曾苦惱，以“泛愛眾而親仁”為起點的儒家學說，為什麼沒有為中國留下太多博愛的實踐成果？他認為問題在於傳統禮教強調“愛有差等”，把愛納入到了一種等級森嚴、由親及疏的強制性倫理體系中，情感投向越來越狹小，至多也是狹義的博愛而已。及至近代學人為了擯棄這種禮教而引進生存競爭的合理個人主義，並不能在博愛的問題上彌補缺損。
其實，學理的力量畢竟微弱，更大的教化來自於社會現實。一代又一代的兵荒馬亂構成了中國人心中的歷史，既然歷史的最粗輪廓由暴力來書寫，那麼暴力也就具有了最普及的合理性。中國文化在歷史面前常常處於一種追隨狀態和被動狀態，因此有很大一部分成了對暴力合理性的闡述和肯定。有些暴力確實具有懲惡揚善的正義起點，但很少有人警覺即便是正義的暴力也會失控於報復激情，沉醉於威懾慣性。在這種情況下，少數懷抱文明、固守冷靜的文化人就顯得特別孤獨無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