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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基調，每一個基調間互為因果又互相懲罰，互相陌生又互相嘲弄，斷斷續續組接成所謂人生。
這位年輕的社會調查者辛辛苦苦地裝扮出行是為了寫出一個調查報告，但有了長椅和海灘，社會學也就上升到了哲學和美學。
且把長椅和海灘提煉一下，讓它們有點象徵意義，那麼，也就出現了與尋常街市既相延續、又相背逆的方位。人們如果不是因年齡所迫，偶爾走出街市，在長椅上坐坐，在海灘上走走，就有可能成為人生的自覺者和苦惱者。街市間也有自覺和苦惱，但那是具體的、區域性的。真正的大自覺和大苦惱，應該產生於黃昏的長椅，冬日的海灘。這些人應該正當中年，有足夠的空間回顧和前瞻。
一個法國故事
說起中年，不能不提起法國的一個戲劇故事，與前面所說的美國故事不一樣，是虛構的。
這個故事的作者是法國現代作家讓？阿努伊，寫作時間是一九四四年，故事取材於古希臘的悲劇《安提戈涅》。在我印象中，《安提戈涅》是黑格爾最滿意的一出悲劇，因為它成功地表現了衝突雙方的充分理由和各持片面，無簡單的善惡利鈍可言。善惡利鈍可以趨之避之，而各執理由的正當立場之間的不可調和，卻是一種無法逃遁的必然。古希臘的《安提戈涅》寫了國家倫理和血緣倫理之間各執理由的衝突，國家倫理的代表是國王克瑞翁，血緣倫理的代表是姑娘安提戈涅。國王宣判一位已死的青年犯有叛國罪，不準下葬；姑娘是這位青年的妹妹，又恰恰是國王未過門的兒媳婦，她當然要為哥哥下葬，於是產生一系列的悲劇。悲劇到最後，不僅這位姑娘在監禁中自盡，而且國王的兒子因痛失未婚妻而自盡，國王的妻子因痛失愛子而自盡。滿臺屍體，怪誰呢？怪國王？但他只是在奉行國家倫理的起碼原則而已，否則怎麼稱得上國王？怪那位可憐的姑娘？更不能，她只是在盡一個妹妹的責任罷了，否則怎麼對得起天倫親緣？
這種悲劇也可稱之為“無責任者悲劇”，與我們一般看到的善惡悲劇相比，高了好幾個美學等級。大善大惡未必經常遇到，而“無責任者悲劇”則與人人有關。
但是，雖然《安提戈涅》抵達了這個等級，而它所依附的故事和觀念卻明顯地帶有罕見性。國王、王后、王子、叛國罪之類，與國家倫理、血緣倫理拌和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遙遠而陌生的世界，缺少與廣大民眾的親和性。這正是兩千多年後阿努伊要對它作一次大修改的原因所在。
以現代觀念改編舊劇的做法並不少見，但像阿努伊那樣取得國際間廣泛好評的 改編卻不多。那麼，阿努伊究竟是怎樣動手的呢？我看主要是兩點——
第一，把國王和姑娘這兩個人，從身份定位轉化成性格定位。主要不再是國家倫理和血緣倫理的衝突，而是隨波逐流和敢作敢為這兩種性格特徵的衝突。隨波逐流的是國王，敢作敢為的是姑娘。國王本不想做國王，萬不得已做了，又無可奈何地每天做著自己也不想做的事；姑娘正相反，敢於執掌自己的命運和意志，選擇明確，敢作敢為。他們兩人有很長的爭論，都是關於如何做人；
第二，把這兩種性格特徵，又歸之於年齡原因。敢作敢為的姑娘幾乎還是少年，有少年的一切特徵，連去埋葬哥哥屍體的鏟子都是兒童的玩具鏟子；相反，隨波逐流的國王則是中年人，說得出中年人不得不隨波逐流的千百條理由。說出了那麼多理由也深知自己的無聊和悲哀，因此爭論歸爭論，還是要悄悄對自己的年輕侍從說：“小傢伙，永遠別長大！”
於是，阿努伊就在這個故事中探討起人生的常規走向來了。都曾經敢作敢為，但又都會告別少年，漸漸地隨波逐流。你身上還剩下幾分“姑娘”？已滋長多少“國王”？每個人天天都在進行著這樣的比例衡定。
不能光從字面上看，一定是敢作敢為好，隨波逐流壞。如果這樣簡單，一切又都回到了淺薄。這裡出現了新的兩難：兩邊仍然都有理由，兩邊仍然都是片面。能把敢作敢為和隨波逐流兩者合在一起取箇中間數嗎？不能，因為這不是靜態片斷而是動態過程，動態是由兩種相反的力拉動的，就像拔河比賽，無法調和。
結果，全部情景就像阿努伊筆下那樣，姑娘在玩具世界中打著呵欠起身，敢作敢為，稚氣可掬，又處處碰壁；終於隨著歲月的推移克服了稚氣，圓熟通達，隨波逐流，事事妥協……一個古典悲劇就這樣變成了一個現代悲劇，一個最具有普遍性的悲劇。
整整兩千多年，好不容易繞到了本世紀卻繞出了如此樸拙的年齡問題，一個在前人看來簡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