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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我，即所謂“我執”。如果一切以我為中心，必然漠視眾生，斤斤計較，仇讎相報，這便是種種苦厄的根源，因此佛教主張從“我執”中解脫出來，走向喜樂圓融的境界。
佛教中的善，並不尋找起始原因，也不追求具體結果。這一點與西方宗教十分 接近，誠如列夫？托爾斯泰在闡述西方宗教精神時所說：
如果“善”有原因，它就不再是“善”；如果“善”有它的結果，那也不能稱為“善”。善是超乎因果聯絡的東西。
這個道理在佛教中說得更為透徹。佛教把善看成一種經驗實證，不像形而上的本體論那樣追索“第一原因”。《中阿含經》中有一則“箭喻經”，說有弟子追根刨底地向佛陀請教世間種種根本原理，佛陀說：你到這裡來，是以為我會向你講述這些原理嗎？如果有一個人中了毒箭，痛苦難忍，我們難道可以不把毒箭拔除，先去尋找原因，調查射箭人的身份背景和毒箭的製作材料嗎？沒等調查完，這人早就死了！
佛經中的這段話，使我回想起經歷過的一件事。做學生時到鄉間勞動，一位同學看到河邊一個老太太艱於行走，差點失腳落水，便去攙扶，但他很快受到指責，因為這個老太太的階級成分是地主。這件事情後來還作為一個教訓上了簡報，說不諳世事的青年學生需要補上階級鬥爭這一課。當時同學們就納悶：如果早就知道這個老太太是地主，難道一群年輕人就應該笑嘻嘻地看著她落水？如果她不是地主，等調查回來再去攙扶，那還來得及嗎？這樣的事現在看來已很荒唐，但人們只覺得荒唐在階級鬥爭，而很少想到正是各種自以為嚴謹的理由追索，掩埋了善良。上文提到的數百人在街頭目睹暴行而袖手旁觀的醜事，有一半也是在期待理由，與不拔箭而要調查射箭人，不救人而要弄清階級成分，一脈相承。
如果一味地為善尋找原因和理由，尋找到最後一定會冥想出一種能夠下達行善命令、統計行善記錄、執掌行善回報的神靈。為了使回報預支或延期，又冥想出宿命輪迴。許多普通訊徒就是這樣來看佛教的。“舉頭三尺有神明”，總覺得神的眼睛處處在盯著自己，於是檢點行止，以求自己在神殿的檔案頁上能增加一些正面的履歷，以便使後輩和下世獲益。這就成了他們行善的原因和理由。這種想法無疑在歷來的善惡爭逐中起到過良好的作用，但與佛教的本義卻相去甚遠。正宗的佛教並不熱心編制神話故事，它在神學層面上一直沒有發達起來，它在道義行為上的主體是人而不是神，這正是它在宗教領域裡顯得特別成熟的地方。行善就行善，這是一種非常現實的世間行為；慈悲就慈悲，這是一種不求因果的人間情懷。
佛教不講行善的具體原因，卻講整體原因。這種整體原因，也就是所謂“緣起”。“緣起”是一個很大的概念，並非指具體愛憎之緣，而是指茫茫永珍之緣。宇宙永珍，世間永珍，都是一種“因緣和合”，因此或興或衰、或生或滅，都有遠遠近近的原因。《雜阿含經》所說的“有因有緣集世間”，就說明了這種世間組合的有序性。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每個行為都與整體世間有關了，做一件善事就為世間積貯一種力，做一件惡事也為世間積貯一種力，這在佛教中被稱為“業力”。種種業力組合成世間的走向，而最佳的走向是整個生命環境的改善和圓滿。這也就成了人們行善的整體原因。既然行善是為了改善世間的生命環境，那麼善中之善就是設身處地、將心比心地去救護生命，即所謂“護生”。至此，佛教顯現出一種驚人的恢宏，不為小緣只為大緣，不為自我只為整體，善良得蓋天涵地，慈悲得莽莽蒼蒼，被佛學大師準確地名之為“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此種境界，實在讓人感動。
這種感動，不僅對於佛教，我在研習其它宗教經典時也曾一再產生，這裡僅以佛教為例罷了。由此我想，人類在善良的問題上其實是有過大構建、大作為的，後代的區域性迷失，是一種精神倒退。我們可以疏離佛教，批評佛教，卻無法漠視它雄偉精緻的精神構建。
精神無形無質，沒有構建極易流散。精神構建又不能成為社會事功的暫時附從，而應該是一座獨立的聖殿。只有在這樣的聖殿中，善良才能保持自己生生不息、彌久彌新的地位。絕大多數人都有善的天性，每個社會都有大量的善人善行，但是如果沒有精神構建，這一切就會像荒山中的香花，汙淖中的嘉禾，不成氣候，難於收穫，連它們自己也無法確認自己的價值。
因此，善良的人們或遲或早總會對精神構建產生某種企盼。即便他們未必信奉哪種宗教，耳邊也時時會有晨鐘暮鼓在鳴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