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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也抓上臺勒令其高呼口號與其父決裂劃清界線。他兒子振臂高喊：“打倒我爹！打倒我爹！”結果千百人齊聲高呼：“打倒我爹！打倒我爹！”
一生古板正經的老縣長，因為被人看管得緊，總找不到死去的法子，吃飯時靈感來了，把筷子插進鼻孔，頭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完蛋了。
對自己下手最狠的可能要數縣圖書館的老館長，也更具有喜劇色彩，走到街頭，喝下半瓶煤油，又把半瓶灑身上，自己劃根火柴點著了，還不忘高舉紅寶書，跳起忠字舞。跳忠字舞也沒什麼，那時候講究早請示晚彙報的人們，不分年齡性別職業，只要廣播裡響起《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幾首歌曲，便會放下手中的活計，當街起舞。關鍵是這點陣圖書館長都燒成了一團火焰，還能跳得有板有眼，把紅寶書緊貼胸口，雙手分開，形成一個高舉的V字，有節奏地來回擺動，再跪下一條膝蓋，做抬頭仰望太陽狀。這得需要忍受多大的疼痛才能保持動作不變形？我不小心被開水燙了下，都要齧牙咧嘴鬼哭狼嚎。
最令人歎為觀止的是一個不知道名字的人，準確說，是一具屍體。他死在路上，胸前被人寫上了四個大字，“我解脫了。”有人覺得這四個字礙眼，一腳踢翻屍體，噢，背面還有四個字，“我翻身了。”但這種幽默感估計不是死者所能擁有。
自殺的人都是用試圖用死來威脅黨，否定黨的正確，洗脫自己見不得人的醜惡，博取不明真相的群眾同情。縣革委會的幹部講得痛心疾首，宣佈凡是自殺分子，一律不得土葬。問題是，縣裡又沒有火葬場，大家那時也不曉得世上還有“*”。把自殺分子扔河裡去？跳河的人已經不少了，在河邊生活的老百姓望著窗外的浮屍，都得出經驗：凡投河死的，女的仰；男的趴。這河水可是縣革委會的領導們也要喝的。後來有人提出建議，把這些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的屍體拿去漚肥。這或不失為一個廢物再利用的好方法，但這人也因為這句話馬上淪為革命的對立面，試想一下，反革命分子的屍體裡有多少病菌啊，用它漚肥長出的蔬菜還能吃嗎？這是居心叵測的蔣特分子妄圖毒死革命群眾！
屍體最後是怎麼處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所關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一段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紅衛兵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他們擁有了一個新的身份“知識青年”。初中與高中的畢業學生一下子就不見了許多。他們戴著紅花，去了黃土高坡，去了林海雪原，去了西雙版納，去了祖國最艱苦的地方，當然，也是最詩意的地方。一本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在廣闊天地裡》是這樣描寫的：“嫣紅的夕陽，把整個山溝點染得金碧交輝。小溝裡流水淙淙，森林中鳥兒歡唱，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響樂，滔滔地歌唱著山區的美好遠景，讚頌著新的一代青年們的美麗理想。”
我已唸了初一，十四歲。因為不斷地書寫大字報，字倒認得幾個，能把《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著名的“老三篇”背得滾瓜爛熟，橫著背，倒著背，豎著背，隨便從中抽出一段來背。不過，年紀尚小，不是畢業生，沒人往我胸口戴紅花。好幾次，我都想跳上那幾輛被人們敲鑼打鼓歡送的解放牌卡車。我要去廣闊天地裡，那裡將大有作為。我厭倦了這個家。繼父那張滿臉橫肉的臉讓我想吐。他是工宣隊裡的成員，派駐縣供銷社，整天威風凜凜，呼三喝四。我看見他躲在倉庫裡摸一個女人的*。那是一位很漂亮的賣糖果的女售貨員。她的丈夫是中學裡的歷史老師。我沒告訴母親，主要是害怕母親與繼父打架。母親一定不是胳膊比木槓還粗的繼父的對手。我也害怕母親去撕爛女售貨員的嘴。我還非常討厭已經三歲的整日抱著我大腿拿鼻涕往上面蹭不停地喊我哥哥的李國泰。當繼父與母親背轉身時，我老拿手掐他的肉。可能因為痛覺神經發育比較遲疑，當我掐完他，拍拍手佯做無事人去了廚房幾分鐘後，他才會哇地一聲哭起來。
我對母親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我要去人民公社。”
媽媽說，“要鬥私，批修。不行。你還太小。”
我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聽毛主席的話。為人民服務，滾一身泥巴，練一顆紅心。”
媽媽發狠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除非是我死了。”
我指出了母親的錯誤，說，“這不是毛主席的話，是林副主席的話。”
母親不能辯贏十四歲的我，她完全可以念“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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