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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971 年尼克松宣佈中止黃金與美元關係後，IMF 和世界銀行的歷史使命其實就已經終結了，不過國際銀行家很快就為它們找到了新的定位：“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僱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銀行和IMF 的機密檔案。這些檔案顯示了IMF 要求接受緊急援助的國家簽署多達111 項秘密條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國的核心資產：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電信、石油、銀行等；受援國必須採取具有極端破壞性的經濟措施；在瑞士銀行裡為受援國的政治家開設銀行賬戶，秘密支付數十億美元作為回報。如果這些受援國政治家拒絕這些條件，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將休想借到緊急貸款。這就是為什麼國際銀行家最近對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無附加條件貸款憤怒異常的原因，中國為這些走投無路的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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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國家都有同一類藥方等著他們：
第一副藥：私有化。更準確地說是“賄賂化”。受援國領導人在只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他們將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你會看到他們的眼睛瞪大了”，那將是數十億美元的鉅款！當1995 年曆史上最大的賄賂發生在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時，“美國財政部認為這好極了，因為我們需要葉利欽當選。我們不在乎這是否是一場腐敗的選舉。我們希望錢湧到葉利欽那裡。”
斯蒂格利茨並非是一名陰謀論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學者，當他看到由於空前的腐敗造成俄羅斯經濟產出幾乎下降一半，全國陷入嚴重衰退時，作為經濟學家，良知和正義感使他對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卑劣伎倆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藥：資本市場自由化。從理論上講，資本自由化意味著資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和巴西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是，資本自由流入來爆炒房地產、股市和匯市。在危機來臨之際，資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稱為“熱錢”的投機資本總是最先逃跑，受災國的外匯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就被吸乾。IMF 伸手救援的條件包括緊縮銀根，將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只會無情摧毀房地產價值，破壞工業生產能力，吸乾社會多年積累的財富。
第三副藥：市場定價。當半死不活的受災國被IMF 拖到這步田地時，IMF 又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須的產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1998 年印尼由於IMF 削減了食物和燃料的補貼，爆發了大規模暴動。###由於水價上漲導致市民暴動。厄瓜多由於天然氣價格飛漲引起了社會騷亂。而這一切早就被國際銀行家們掐算好了，用他們的術語，這叫做“社會動盪”（Social Unrest）。而這種“社會動盪”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資金像受驚的鳥兒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極其低廉的資產等待著早已垂涎三尺的國際銀行家的血盆大口。
當衣索比亞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總統在危機中接受世界銀行和IMF 的援助時，卻被迫將這些援助款項存到她在美國財政部的賬戶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與此同時卻不得不向國際銀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來救濟飢腸轆轆的人民。當新總統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動用世界銀行和IMF 的援助款來救災時，斯蒂格利茨卻只能拒絕他的要求。這是對人類良知的殘酷考驗，斯蒂格利茨顯然不能承受這樣的折磨。
第四副藥：縮減貧困策略：自由貿易。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斯蒂格利茨將WTO的自由貿易條款比作“鴉片戰爭”。斯蒂格利茨尤其對“智慧財產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智慧財產權”“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制藥廠所生產的品牌藥品，無異於“將當地人民詛咒致死，他們（西方製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IMF、世界銀行和WTO 都是一個機構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對市場開放的苛刻條件甚至超過了官方的WTO。＇＇
2004 年出版的《經濟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則從實踐者的角度為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加上了精彩的腳註。
該書的作者約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形象而細緻地描繪了國際銀行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的不宣而戰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