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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見一見吧！”楊中遠建議道。劉雲點點頭，讓警衛員把人帶進來。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可以視為多種主義、多種體制、多種運動及其自覺表現的多種政黨活動的試驗場和檢測所。中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傑出代表羅隆基、蕭亁及“二張”張君勵、張東蓀等人所主張、所踐行的學理主義、政治體制、社會運動，經過歷史實踐的檢驗表明：行不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共分裂政局定格後的一個產物是，希望能走“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的“第三勢力”迅即興起。先有1927年11月成立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俗稱“第三黨”）；繼之是20年代初出現的對國共兩黨左右開弓的“人權派”及“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
往後於1939年11月建立了帶有俱樂部性質的“統一建國同志會”，並進而於1941年3月發展成為與國共兩黨鼎足而立的政黨——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鑑於個人盟員已經超過團體盟員的組織狀況，於1944年9月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
民盟有一個出自羅隆基手筆的民主社會主義政綱，標榜的是“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民盟“一大”宣佈民盟是“一個具有獨立性與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團”，大會透過羅隆基起草的政治報告及其綱領，中心的理念和架構就是民主社會主義。
民盟中主張“兼善美蘇”的理論家張東蓀將“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
”實質的揭示為：“在所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我們想求得一個折中方案”，“在政治方面比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多采取蘇聯式的經濟計劃與社會主義。”
希望能走“第三條道路”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即民主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蕭亁這樣自白道：“自由主義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幟，下面集合著一簇牢騷專家，失意政客。”“自由主義不是迎合時勢的一個口號。它代表的是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這種態度而且不是消極的，不左也不右的。”
“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者尊重個人，因而也可說帶了頗濃的個人主義色彩，在經濟上，鑑於貧富懸殊的必然結果，自由主義者贊成合理的統調，因而社會主義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義不過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可以換成進步主義，可以換為民主社會主義。”
正如毛澤東主席指出的那樣：“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裡是看。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
20世紀上半葉“看”了那麼久，若問“看”的結果如何？答曰：冰炭豈能同爐，夢幻必然破滅。國民黨反動派獨裁專制具有極強排他性，連對國民黨存有幻想的這“一部分知識分子”也是容不下的。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民盟總部被迫解散，地方組織和廣大成員轉入地下堅持鬥爭。
民盟總部被迫解散後，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營迅速分化，一部分進步人士向左轉。1948年1月，民盟主要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決定重建民盟領導機關，並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反動政府和美國的對華政策，同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攜手合作。
中共中央對此積極回應，毛澤東主席於1948年1月14日致電指示葉劍英（時任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書記）、李維漢（時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長）等時說：“對民主同盟的恢復活動，……對一切可以爭取的中間派，不管他們言論行動中包含多少動搖性及錯誤成分，我們應採積極爭取與合作態度，對他們的錯誤缺點，採取口頭的善意的批評態度。”同時要求：“要在報紙上刊物上對於對美帝及國民黨反動派存有幻想、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反對共產黨的某些中產階級右翼分子的公開的嚴重的反動傾向加以公開的批評與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說服性，要入情入理。”“對一切應當爭取的中間派的錯誤觀點，在報紙刊物上批評時，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說服性。”
正由於中共同民主黨派成功地結成統一戰線，出走香港的民盟一些主要領導人和其他民主人士、無黨派知名人士隨後北上解放區，參加了全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籌建工作。
需要追溯一下的是，在中國民主社會主義者中的“二張”張君勵、張東蓀，曾於1932年共同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