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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垂了。就在這時候，她用洗魚的手在我臉上抹了一把，說道：看什麼看！快乾你的事去。她這種滿不在乎的口吻很使我turnon。
小孫對我說，她也是很不在乎的。這種口吻很難說是醫生對病人的口吻。這種口吻使我很緊張。好在她馬上換了一種口吻說，好啦，講你的大嫂罷。那天她叫你去找李先生，到底是為了什麼？
其實那件事沒有什麼重要性。大嫂讓我告訴李先生，有一批材料要翻譯。沒有稿費，但是有一點菸茶費，每千字三毛錢。這就是說，你翻譯了一千個字，可以抽一支好香菸，或者喝一杯好茶。就是不抽好煙，這筆錢也是太少了。但是李先生答應了幹這個活兒。不但如此，他還以取稿子方便為名，搬到了我們院，住到了我的房間裡。這件事我已經講過了。現在我懷疑，每千字三毛錢，就是對李先生也太少了。當年李先生接下這個活，動機根本就不純。
比這還糟糕的是，大嫂和李先生開始在我眼皮底下幽會起來。見了面就接吻，手還不老實，李先生那對前蹄老從大嫂的毛衣底下伸進去。我一看見這種景象，就咳嗽不止。大嫂聽見了，就說：小陳，你好不好迴避一下？我們倆玩哪。當時我真是恨得牙根癢癢。大嫂孩子都老大的了，還這麼不自覺，老要玩。而且李先生又老又難看，和他有什麼好玩？要玩可以和我玩嘛。除了這些討厭之處，李先生還得了不睡覺的毛病，白天和大嫂鬼混，翻譯稿子，夜裡還不忘看他的西夏文，二十四小時連軸轉。象他那麼大歲數的人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鬼精神？
有關大嫂的情形，還有不少可以補充的地方。據說她一貫搞破鞋，年輕時就因為和蘇聯專家有不正當的關係，被開除了團籍。結了婚以後，還是亂七八糟。大崔也管不了她，只能要求她對丈夫好，對孩子好，在飯菜裡別下耗子藥。李先生在院裡時，大崔氣得要命，要打她。她也是滿不在乎：要打你就打，只別打臉，打哪兒都成。可以用趕麵杖，不準用火鉤子——動鐵為兇！
大嫂對我說，她愛上李先生了，甘願為他犧牲性命。我以為大崔要和她離婚了，但是大崔沒提這個事。他告訴我說，大嫂經常會愛上誰，甘願犧牲性命也有有好幾回了，但是她到現在還活著哪。
只要我肯耐心等待，沒準大嫂也會愛上我，甘願為我犧牲性命。但是我最缺的就是耐性。我絕對不會象李先生那樣搞了二十多年西夏文，最後變成一個白痴。我搞什麼事都是要麼不幹，要麼立竿見影。
我和小孫聊天，經常聊到一半，她就說：今天聊到這裡罷。再晚睡明早上查房起不來了。然後就鑽進被子睡著了。當個住院醫師實在辛苦，有時候白班，有時候夜班，睡覺的時間老是不夠。小孫的眼窩常常發青，她問過我是不是該塗眼暈。我說你想塗就塗好了，我沒什麼意見。她說豈有此理，塗眼暈就是塗給你看，你居然沒了意見！看到別人忙忙叨叨，我經常感到慚愧，因為我老覺得可乾的事情太少。翻完了“StoryofO”，就再也找不到象這樣的書了。但是我也不能象那種人一樣，去幹沒意思的事情。我們的人在這種時候，往往是去證明一個定理，或者發明一個體系。比方說，費爾馬和愛因斯坦乾的事就是這樣。但是去證明一個定理往往會掉進陷井裡——有些定理可能沒有證，遇上了一輩子都會陷在裡面。而發明一個體系則談何容易。想來想去，只有寫小說比較有把握。但是自打認識了小孫，我就一個字也沒寫過。我寫的小說，她每一頁都要看，這就破壞了我的寫作情緒。想想罷，昨天剛寫出來的東西，今天就成了談資，那是多麼叫人厭煩。剩下只有一件事可幹，那就是睡覺。
後來我又想把李先生和大嫂的事講給小孫聽，但是她不肯聽，說道：我知道，大嫂愛上了李先生，這就結了罷？講點別的吧。其實那個故事還長得很。用大嫂的話來說，一次愛情就象吃一個巧克力殼的冰棒。開頭是巧克力，後來是奶油冰激凌。最後嘴裡剩下一個幹木棍。我所講的李先生，連巧克力殼都沒化呢。但是小孫不肯聽。她說與其聽你這些胡說八道，不如到外面去看死人。說完她真的從床上爬了起來，拿了手電，到走廊上去了。
我想給小孫講的事，包括夜裡李先生和大嫂在一塊坐著念俄文詩，几几嘎嘎，聽得人好不心煩。那時候我躺在燈影裡，大棉被也擋不住那些捲舌音。這時候我只好想象自己是土耳其蘇丹，帶了隊伍征討俄羅斯草原。逮住了講這這種話的人，就讓他們腦袋瓜子朝上，屁眼朝下，坐在削尖的木棍上。還有他們倆唱一個俄文歌，叫作嘎嘎林。一邊嘎嘎，一邊親嘴，就象鬥雞一樣；聽了叫人頭大如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