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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進俄文了。而且他在研究西夏文時，你就是在他眼前放鞭炮他也聽不見，這個樣子完全不能上班。因此他早早退了職，靠偶爾翻些稿子為生。誰知後來碰見了文化革命，取消了稿費，差一點就把他餓死了。李先生因此氣急敗壞，說過好多大逆不道的話。我聽見了這樣的話，就這樣安慰他：其實這件事也是滿公平的——為什麼只許老天不下雨，餓死非洲的遊牧民，就不許中國搞文化革命，餓死你這搞翻譯的遊牧民？何況從現在的情形來看，你到底餓得死餓不死還不一定。但是他還是要繼續說些反動話：要是天不下雨，餓死我認了。現在的事是，我又沒招了誰惹了誰，有人非要逼我跳火坑。李先生的情形就是這樣，我到今天還記得。人活在世界上就象一海綿，生活在海底。海底還飄蕩著各種各樣的事件，遇上了就被吸到海綿裡，因此我會記得各種事情。
那一年我正在山西插隊。現在我長得人高馬大，相貌兇惡，過去就不是這樣。小時候我長得文靜瘦弱，還愛和女同學跳猴皮筋。以我到山西插隊時，我媽就睡不著覺。她以為我連窩頭都不會蒸，一定要餓死，假如沒餓死，也會被人欺負死。但是隻過了一年，我就長了一嘴絡腮鬍子，活象一個老土匪，而且滿嘴都是操你媽。這說明環境可以改變一個人，只要一年就能變得連他的親媽都認不出來。在鄉下時我很少吃窩頭，倒常常吃雞。老鄉們說，母雞見了我就兩腿發軟，暈倒在地，連被提走了都不叫一聲。這當然是過甚其辭。當時我雖然極具男性魅力，卻未必能迷倒雌性鳥類。
那一年冬天我原準備在鄉下過冬，但是當地正好颳著很厲害的白毛風，燒炕的柴又不夠。我們五六個人擠在一個被窩裡，身上蓋上了所有的大衣。第二天早上起來，發現所有的大衣都從被頂上滾下來，掉到了尿尿的臉盆裡，凍成了鐵板一塊。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勇氣不穿大衣就到外面去生火，就在屋裡點火把那盆尿煮開，大衣拿下來。那氣味實在是可怕，把我的兩隻眼都燻壞了。出了這件事以後，大家都不好意思了；誰見了誰都是羞答答，因為六個堂堂的男子漢煮了一鍋尿，實在是丟人。這說明我們雖然長得象土匪，臉還是很嫩。約定了誰敢把此事傳出去就宰了誰後，我們就各奔東西。我跑回北京來，住在原來住過的地方。那地方原來是一所大學，裡面有很多人。當時叫作“留守處”，裡面只住了很少幾個人。很大的院子裡到處是荒草，人們都下幹校了。李先生原來也住在這個地方，後來才搬走了。這地方原來每個人都認識李先生。
現在應該說說那天我去找李先生的原委。我從山西跑回來，住在留守處，那院裡當時只有大崔一家住。這位大崔原來也是我們的鄰居。除此之外，他還是我爸爸的同事，李先生的老同學，長得人高馬大，笑口長開，一團和氣。大家去下幹校，家裡還有些東西，是得找個大家都放心的人看著。大崔實在是最合適的人選。他老婆也是我們院的人，所以一起留下來。剛回來我去找他借房子，管他叫崔叔叔，管他老婆叫阿姨。借到了以後就改了口，管他叫大崔，管他老婆叫大嫂。當然這房子不能白住，我也得幫人家乾點事，跑跑腿。所以大崔要找李先生，用不著自己去，告訴我一聲就得。當時我非常年輕，也沒有陽痿病。
我從小就認識李先生。李先生從我小時候就在搞西夏文，而且我們兩家過去是鄰居，也記不清我第一次見到西夏文時是幾歲。所以我後來見到西夏文，也不覺得有什麼古怪。那種東西看上去很象漢字，筆劃多得叫人頭暈，很象是瘋子寫的，據說除了李先生，世界上沒人能夠讀懂。因為只有李先生能讀懂西夏文，所以他有大學問。但是他依然窮困潦倒，這是因為只有他能讀懂西夏文，所以他的學問就得不到承認。假如別人能先讀懂了西夏文，或許他的學問就有人承認，但是那又不是他的學問了。除此之外，還因為當時在文化革命中，北京城八百年的城牆被人拆掉了都沒人說個不字，還誰關心西夏文。除了西夏文，我還記得隔壁李先生那間房子老是煙霧瀰漫，李先生的臉色老是那麼黃，好象得了黃疸病；李先生對我很兇。後來我才知道，過去李先生最煩有人不打招呼就到他那裡串門。但是後來我專到他那裡去串門，因為他反正沒膽子把我吃了。所謂串門，就是沒有事，跑到別人家裡去坐著。但是那一天我去找李先生可不是沒事，而是要告訴他，有人請他翻譯些檔案。沒有稿，只有千字三毛錢的煙茶錢。李先生聽了很高興，馬上就跑去了。在大天白日下騎著他那輛古怪車子，身穿著一件再生毛料的古怪衣服（那種料子和麻袋片是一樣的），闖到那個原來是大學，當時叫留守處，而且人人認識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