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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級軍官升為高階幕僚，或由高階幕僚兼大軍指揮，或由幕僚而統帥、而總統，或為終生幕僚，但都是專業軍事人才。古德里安跟隆美爾一樣，從來不在後方指揮，他總是乘坐裝甲指揮車與先頭部隊一同馳驅，靠無線電聯絡各師旅，有時甚至因前進速度過快，進入己方的炮擊區而險遭厄運。這和中國傳統的文職軍職轉換大有其區別。
北洋時期，那些信古不疑的迂闊之士，都只好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在此政體裡大行其道的只有兩種人，韓非子的傳人和鬼谷子的信徒。前者幫助君主守權，防止臣下行竊；後者指點臣子偷權，在瞞天過海中偷天換日。
然而，其計也有時而窮！他們在各自的綱領和雄辯中所披露的，更多的卻是政策性的措施，難以見到對原則和方向高屋建瓴的闡述，以及歷史的景深，更多的是眼前短淺的現實。
《孫子》分十三篇進行謀略研究，《百戰奇法》則按百種作戰型別研究謀略。
思想家方面，老子“無為而治”、“以柔克剛”的統御之術的倡導，孔子的“文治武功”、“剛柔並濟”的推行，“小不忍，則亂大謀”的主張，“三綱五常”的運用，曾給社會以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但思想家的影響是潛在的，是後發的。
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間，距離和分野的痕跡都不大明顯，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當數量的文人，也時時保有武裝行事的氣質。
那時候的人，在行為方式上，就很少有忍氣吞聲的。
佯狂玩弄世中，他們甚至可以說攜帶相當分量的暴力傾向。
楊篤生北京騎毛驢看書罵人，連死都是由著性子來。《南社詩話》有謂：“湖南志士好自殺，而自殺尤好沉水。”譬如陳天華、姚宏業、楊篤生等，皆然。篤生遺書給吳稚暉：“有生無樂，得死為佳。”說得透闢、簡捷無以復加。1911年8月初，他在英國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陳天華則在孫中山和黃興面前，有時無端地就大哭起來，他在日本海濱投海。
章太炎本已自承為瘋病，但他更指康有為病狂之極。他給譚獻寫信，說康有為想當比皇帝還厲害的教皇，康有為的目光直而亮，狂悖滋甚，分明是精神病的症狀。
辜鴻銘回國後入張之洞幕，為西洋社會百科顧問。張之洞辦漢陽鐵廠，他也多有意見的貢獻。他本人則回頭苦修中國經典，後來將四書翻譯成英文。
袁世凱曾向德國公使吹噓，說張之洞講學問，他自己則不講學問，而講辦事效率。袁世凱的幕僚將這件事得意地告訴辜鴻銘。辜鴻銘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近代以降，社會矛盾拉扯劇烈，社會轉型加劇，一時豪傑四起，社會場景變換多端。至於近代軍隊的發展，湘軍解散以後，則大體經歷李鴻章時代、淮軍的組建發展、袁世凱小站練兵時代、北洋時代、日本士官生時代、保定軍校時代、黃埔生時代。
這是一個替換較為迅速的時代。個人的識見、智慧、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輾轉影響歷史。幕僚（參謀、智囊、軍師、策士）在其中載沉載浮，其作用、其活動軌跡，甚為顯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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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百尋滄海萬仞：時代巨人及其幕僚（1）
中山先生早年的幕僚實踐和思想框架
中山先生的文章行文充溢懇摯醇美的氣息，他總是推心置腹地披瀝以道。只要他一下筆，就能提煉出高人一籌、振聾發聵的思想見地。
他最早走向社會，欲以文章、策論影響當局大吏，從這個渠道來實現他改造中國的良願，就是以國族參謀、國事幕僚的心態出山的。
他28歲時寫的《上李鴻章書》（全集第一卷8頁起），結尾也還有援用當時體制內套語，對李大人加以恭維。如“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云云。1894年夏，他和陸皓東前往天津，透過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向直隸總督李鴻章投書，李氏還不予接見。
《上李鴻章書》一文底子本來就好，復經大文學家王韜修飾潤色，雖系經世文字，卻也彬彬可誦。他論證國家富強之道，明說關節不盡在堅船利炮、壁壘森嚴，而在於內在的四大端：即人能盡其材，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這些是根本，其餘是標末。探尋歐美富強之本，即是人盡其材，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這些都是制度的根本所造成。他指出李鴻章輩只著眼於堅船利炮，是捨本逐末。
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