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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遷就是個好例子。”（《太平天國故事再檢討》）
紅軍長征，一路向西，實行戰略大轉移，經過許多省份，與粵、贛、湘、黔、滇、川、陝、甘各省軍閥相沖突。紅軍是革命播種機，當然比太平軍影響更大。而各省軍閥在本省所採取之戰略戰術，也是隻守不堵；各省軍閥之間，卻是以鄰為壑，又是隻追不堵，出省便算交代。
紅軍轉移後，蔣介石嚴令各省軍閥“剿擊”，紅軍到達四川會理時，蔣介石更是親自飛臨會理上空，給川軍劉元瑭空投委任狀、嘉獎令，加委他為中將，使其更加賣力。
各省軍閥也自作聰明，結果搞出一套“大歷史”的聰明誤。
1933年春，蔣介石委任川軍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為川陝邊區“剿匪”督辦，“主剿”紅四方面軍，在巴山南麓布開陣勢。此地本屬楊虎城陝軍防區，蔣以為紅軍會進甘肅天水，乃將楊部主力三十八軍調往天水，而將陝南防區交給胡宗南的第一軍，本來，夾擊巴山紅軍應由胡宗南承擔，但小腦發達的蔣氏卻捨近求遠，將三十八軍與第一軍調防，意在借刀殺人。楊虎城遂進退維谷，第三十八軍少校參謀武志平向楊虎城的高階謀士杜斌丞獻計：“向楊總指揮進諫，與紅軍秘密聯絡，互不進犯。”（《解放軍報》1999年10月23日披露的細節及楊虎城手諭）
機會主義者的機會（18）
其後武志平即作為楊部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的特使，與徐向前、陳昌浩、傅鍾直接聯絡，訂立巴山協定，更將藥品、槍械、紙張、無線電器材運往蘇區，新中國成立後，武志平任國務院參事，卒於1999年。
蔣先生在老牌幕僚楊永泰等人的參謀籌劃之下，使權謀，用詐術，滲透離間，威脅利誘已成習慣，其人過分自信，以為每策必售，焉知聰明過頭，視紅軍為流寇，殊不知紅軍保有共產國際背景，為歷史之羽變。而世事迴圈無端，聰明迴圈至一定方位，恰與愚蠢等同。結果，蔣先生為楊永泰所誤，軍閥以短視為聰明，不管實情是否牛皮燈籠，照著外面漆黑，導致自家處處丟分。這和經濟專家處理財政類似，若以籌碼不夠，亂髮鈔票，惹得惡性通貨膨脹，一樣是不治之症。
楊永泰先後畢業於廣東高等學堂與北京法政專門學校。辛亥革命後得任臨時眾議院議員，他是後來的政學系的要角，但在政學系初起時，即張耀曾、谷鍾秀、李根源等從同盟會拐出時，他還是小角色。1914 年中山先生組中華革命黨之際，同盟會這一撥人則以研究歐事為名另組歐事研究會，同中山先生分道揚鑣，就是後來的政學會。北洋軍閥時代，他輾轉滇桂軍閥間求生活，北伐後透過國民政府交通部王伯群的關係，向蔣先生靠攏，由張群、熊式輝引見，蔣先生大異之，視為臥龍先生。
種種跡象表明，此公作為還是在北洋政府之下那一套，換上某種新包裝，口頭上侈談條陳時事的價值準則，行動上保持軍閥時代的暗盤與底賬，從大三角里面火中取栗。彷彿是他自家修煉出來的一套金不換，自期計謀產出絕活，用之上癮，實屬走火入魔。
1932 年冬，胡漢民曾對劉不同這樣講：“楊永泰是政學系的首腦，和國民黨勢不兩立。總理在世時受他們的氣很大。今天蔣介石把他引為親信，簡直是認賊作父。對付共產主義，他們還不如我們呢！尋求外國援助，他們也不如我們有門路。可是蔣介石就喜歡這些讒佞之徒。”
楊永泰是中國近現代最為典型的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他真正起家，在於對蘇區的最後兩次“圍剿”。除政治角度的閹割外，軍事上的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也是他的創造；其慮甚周，其計亦辣。前此，他已在北洋以來的政壇各派系中翻滾掙扎，始終不像人樣。終以掉弄智術，驟顯身名。其人輒以磐磐大才自居，以不世出的智者自許，然究其實質，仍為村學究中一特殊分子。雖於歷史漩渦中丕顯身手，系一超級智囊，卻非現代意義上的大知識分子，亦非一現代軍事專才。其人其術，形與質兩方面均極似馬基雅弗利——那就是，不信世上有正義，不信良心之力量，對社會秩序甚至也無烏托邦前景的觀照，其本心深處，乃在取得權力，以此填補其慾望、愛憎——英國近代學者韋爾斯論馬基雅弗利嘗謂：“竭力使自己成為君主權術的專家，他給索代里尼幫了倒忙……但這個道德上的盲人是生活在一個道德上盲人的小世界裡”（《世界史綱》）。
他們致命之處都在於：很少，或者幾乎沒有比他們孜孜玩弄手腕更大的關於人類命運規劃的遠見。
楊永泰屬中智偏上人，亦縱橫家之流亞，奔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