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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瑞落得個左右為難。另外徐樹錚出使海外，對馮玉祥與俄國人的密切交際極為反感，那些人甘言蜜語想在他身上動腦筋，他曾予以斷然拒絕。這就涉及意識形態，當然更種下喪身的惡因。薛觀瀾先生記述徐樹錚與段祺瑞密室談話，充滿火藥味，徐樹錚鄭重警告段氏說，他在莫斯科時節，“備悉馮煥章與某某勾結情事，此獠不去，則吾國軍隊，遲早要受他默化潛移，彼若得行其志，則中國全部赤化，洪水一至，不可收拾矣！我們與馮勢不兩立，乃必然之事，南方孫馨遠（孫傳芳）與北方楊鄰葛（楊宇霆），必為我們後盾，而南通張季直亦因煥章親共，義憤填膺，請公以非常人，做非常之事，明令討赤，以安人心，今日之事我為政，煥章現如強弩之末，其勢不能穿魯縞”。（薛觀瀾《我印象中的徐樹錚》）當時是1925年的深冬，在北京吉兆衚衕執政府段祺瑞的辦公室內，談話者，僅段、徐、薛（觀瀾）三人。
這恰恰是一種絕望的表現，是“急瘋了的兔子咬不著人”的真實寫照。
對幕僚而言，欺詐、詐術、心機，固然可能愈用愈巧，但陷阱或失算，往往也就在運用自如的得意忘形的疏忽之中。
袁世凱可說是死在籌安會之手，段祺瑞敗在安福系諸人之前。民初人親見之。
象有齒以焚其身，有才無德者，更百般吸附梟雄當做靠山，以求一逞。如徐樹錚者，他的遭際像韓信，而他的智略則較張良有所不如。所以，他也就“象有齒以焚其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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