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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之境地。但那也是志士崛起、豪俊輩出的時代。王韜文筆的簡古暢達和投身自由媒介的深廣、孫中山先生的深謀遠慮和愈挫愈奮、郭嵩燾智者的痛苦……皆具各方面的代表性。鄭觀應與容閎、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同時，其思想鉅著今日讀來猶心如卷瀾，汗涔涔下。鄭公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生於1842年，卒於1922年。少年時期即遠遊上海，棄學從商，後長期於洋行任職。與洋務大員交誼日深，先後任織布局總辦、上海電報局總辦，後又擢為輪船招商局總辦，其間思索結晶也日益宏富。鄭先生在早期開埠的大上海入洋行，學外語，識外人。他的商業實體做得很大，而他的頭腦則一刻也不停地思考中國癥結。其後又應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之招，潛往西貢、金邊偵察法人軍情，為國效力。其為人或經商均方正而有轉圜餘地，責己嚴而待人寬。終因人事挫敗受誣於人，乃退往澳門，傾力撰述《盛世危言》。其《救時揭要》1873年刻印，《盛世危言》1894年刊行。其於政體則倡“立議院、達民情”，於洋務派之心結則指出其“捨本圖末”，經濟方面則主張民辦企業，與列強之商戰抗衡，文化建設則辦學藏書；軍事上“人”“器”並重。觀其《條陳中日戰事》之分析及行止，可謂軍事情報之天才及商戰之第一流高手。《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超越同儕之處在於，強調立憲為首要的議會政治；以此為背景，傳媒、商業、文化……方有真正依託，故張之洞讀畢《盛世危言》由衷嘆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