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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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對敵方或予拖住，或正面打擊，或切斷聯絡，或包抄擊破等法，順利結束中原大戰。

抗戰軍興，楊傑被派為赴蘇軍事考察團團長，爭取軍援，次年正式出任駐蘇大使。1941年免職回國，他主張外聯蘇聯，內聯各黨派一道抗日。但是聯合蘇聯抗日，此路不通，就看蘇聯是原子彈炸響後才出兵可知大概。可見在這時，楊傑的智略此時已經用完。這個時節的楊傑，似乎可以說觀人料事，全憑臆斷了。因為衡以常識，訴之良知，究亦未能肯定其竟有如此荒謬、毫不思索之舉。

李宗仁對楊傑甚為鄙視，除了在中原大戰中吃過他的苦頭，對其戰略的意圖，也多所指摘。他認為楊傑之被稱為第一流的戰略家，實在是徒有虛名。1944年李氏在漢中行營任職期間，往重慶開會，當時盟軍已有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趨勢，楊傑這時便在《大公報》上發表專題論文，略謂在現代化的戰爭中，敵前登陸實不可能。楊氏分析，同盟國很難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最大的可能還是將美英聯軍由北穿過蘇聯腹地，與蘇軍並肩作戰云云。李宗仁的朋友們就楊傑的戰略觀詢問李宗仁的看法。

李宗仁說他讀了楊氏之文，便大不以為然，初不料號稱戰略家的楊傑竟亦膚淺至此。李宗仁以為，在現代化戰爭中，敵前登陸固難，而防止敵人登陸亦同樣不易。即就純軍事立場來看，論大軍團的指揮、運輸和補給，同盟國在英法海峽登陸實是最方便而有效的行動，這樣才能使德國兩面受敵。另外即就政治立場來說，蘇聯亦斷不許英美聯軍在蘇境作戰。第一次大戰後，西方列強圍困蘇聯的餘創猶存，斯大林何能坐視英美軍隊駐在其國境之內？此事簡直出乎一般人政治常識之外，所謂戰略家的楊傑，居然能想得出，亦虧他會動這般腦筋。

李宗仁雖然料定盟國必自西歐登陸，但是他私下卻希望第二戰場開闢得愈遲愈好。他在重慶時，曾兩度與英國大使和丘吉爾駐華軍事代表魏亞特將軍詳論此事。為什麼呢？李宗仁說，希特勒已陷於東西兩面作戰的苦境，同盟國勝利只是時間問題。現在既已距勝利不遠，同盟國當局便應想到戰後的複雜問題。你們西方國家與蘇聯，由於政治制度的不同，在戰前已成水火，戰時因為對同一敵人作戰才暫時攜手。一旦大敵消滅，西方國家必定又與蘇聯針鋒相對。為減少戰後的困難，務須稍為忍耐戰爭的痛苦，第二戰場千萬不宜過早開闢。然而，你們應當儘量以各種物資援助蘇聯，讓德蘇兩國拼死糾纏。等到兩雄聲嘶力竭，然後選擇地點登陸，德國自將俯首成擒，而蘇聯元氣亦用盡，則第二次大戰後的世界便要單純多了。

老派幕僚的最後餘光（1）

陳布雷的幕僚歷程——舊道德的楷模

有一類幕僚，自命不凡，目空餘子；另一類，人以國士待我，而我以國士報之。才識副其懷抱，平生只知效死力相報。

知識分子常常是文弱書生，在抗戰期間的重壓之下，情形就更其不堪。像陳布雷，“他的身體很壞，用腦過度，面孔上常擺著苦惱的形象”（《張治中*》）。到他的身體已是風中殘燭的時候，他走幾步路都虛汗頻出，可是他的心裡，仍擔心“心無空閒，夜無安睡，而公家大事之貽誤，又何堪設想”？張治中在成都帶他逛街，買小吃慰勞，他竟高興得像小孩。

舊時代，報紙上那種淺易文言隨處可見，而真正堪稱純正、名下無虛的，是著名記者陳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氣的妙筆。他於1926年3月12日上海《商報》撰寫《中山逝世之週年祭》，嘗謂“歲月遷流，忽忽一星終矣。國辱民擾，世衰道歇，山河崩決，莫喻其危……雖然，吾人之紀念逝者，其所奉獻之禮物，豈僅鮮花酒醴、文字涕淚而已乎”，即可見一斑。陳先生天縱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鬱，真積力久，根深葉茂，發而為文，必有可觀之處。大學者王力（了一）先生對他也甚為歎服，以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龍蟲並雕齋瑣語》）。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釋出全民抗戰的宣告：“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即為陳先生手筆。他這樣一個極為自信的學者，後來竟墮入極度的失望之中，竟然服用過量安眠藥而自盡，結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