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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大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安崗氏又著重提到中國小說《留東外史》，認為該書惡意描寫日本人在性方面的不道德，但亦將中國留學生的無品行，不自覺地招供出來了。為此，魯迅認為：“這是真的。要證明中國人的不正經，倒在自以為正經地禁止男女同學，禁止模特兒這些事件上。”
魯迅先生窮根究底，指出安崗氏分析中國飲食與性之謬妄荒誕。卻也從另一方面指摘道學家的首鼠兩端，毫無特操之可惡。魯迅慧眼如熾，辯證通透，孰是孰非，可以不言而喻。
但魯迅後面一段感慨已避開《留東外史》而生髮開去。此處可稍作認識。《留東外史》，平江不肖生著，以百餘萬字鉅作正側多面極寫民國初年留學界、軍政界情形，尤著力刻畫民初在日本的中國人群像。其中又以兩種人為主。一種是拿著國家公費，沉湎女色和銅錢的浪子闊少；另一種是二次革命失敗，亡命逃日的革命志士。因此，書中既有志士亡命，落拓風塵、挑燈看劍的事蹟，也暴露道學的偽善、荒淫，闊少詐騙嫖賭，政客的爭風吃醋。即從回目上也約略可見。如第六十一回回目“作兒女語一對可憐蟲，論國民性許多無恥物”即是。因為整個場景在日本，故亦染翰側寫日本人的種種陋習。故日人安崗氏要加以辯白。 。。
智識者的末路（14）
就《留東外史》文字而言，雖古今小說汗牛充棟，此書置身其間，實堪稱鉅作，其文藻採紛披，筆酣墨飽，雖百萬餘言而煉詞煉意，無不雅健雄雋，表情達意至事件的歧出分合，又無不一一如臂使指，整個結構宏闊穩妥，生氣流動，如一臺蓊鬱葳蕤、野芳勃發的碩大花架。其書不避酣暢之議論，而見識超卓，又決無半分堆砌鬱塞之病，為全文增色不少。晚清民初，報刊層出，舉凡政經文史，大率皆在論說之列，《留東外史》妙筆生花，放論高談，大抵也以時代風氣使然。作者乃倜儻不群之人物，亦可想見。
《留東外史》的作者向愷然，筆名平江不肖生，20世紀30年代即給何鍵做幕僚。他14歲考入長沙高等實業學堂，不到一年，即因紀念蹈海的陳天華，被開除學籍。旋即東渡留學。後返國，曾任倒袁運動的北伐軍第一軍法官，討袁失利，再次赴日。此期間著有《拳術》《拳術見聞錄》，連載報端，頗聳動視聽。
20世紀30年代初期，他應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之聘，回鄉興辦國術，任湖南國術俱樂部、湖南國術訓練所秘書。
抗戰軍興，向愷然辭去秘書一職，隨桂系廖磊去安徽，任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廖磊）辦公廳主任，併兼安徽省政府顧問、安徽大學文科教授、省政府參議等職。1947年冬，解放軍二野南下，進攻安徽立煌縣（今金寨縣），向愷然被俘，審查經歷清白而釋放，他擇道蚌埠、南京返回湖南。當時，正值程潛主持湖南政界，向愷然遂隨程潛一道起義，其後被安置在省文史館及政協任職。
以一純粹文人，而為幕僚，其所作為，顯然較康白情敬業也專業得多。
丁文江與孫傳芳
丁文江是以客卿和幕僚的身份參與孫傳芳的行政系統，當時孫已經是五省聯軍總司令，丁先生之長才不在軍事戰略上，是以不可能有什麼建樹。但是在社會行政方面，則確為一時之選。
孫傳芳最得勢之際，曾放豪言：秋高馬肥，正好作戰消遣！好像運籌帷幄，天下獨大的樣子，可是在當他被趕出南京又想反撲的時候，卻又通電釋出文告說，“敵至贛邊，猶遲緩進，兵臨城下，尚爾言和”，又顯出他骨子裡的猶豫和徘徊。
孫傳芳在駐節南京，以聯帥自封，貴極一時，他的機構很多，除了三個廳、十大處以外，還有各類高參：軍事、文學、政治、經濟等，其中像蔣百里、章太炎都被聘請，月薪高至二三千元。當時的總參謀長是劉宗紀，精通軍事，熟悉多國語言，足智多謀。另外秘書長是陳季侃，他是前清的舉人，文章寫得很好，他對孫傳芳獻計獻策很多。當時的東南五省是全國的財富匯聚之地，孫傳芳依託於此，大肆籠絡人才。他對蔣百里和章太炎特別尊崇，企圖以他們的戰略頭腦、文章學術為己所用。
丁文江正式的名義，是淞滬商埠總辦。孫傳芳希望留名青史流芳百世，他說，“吳佩孚喜歡講《易經》，我喜歡講兵法，亦喜考古”。他在南京舉辦了兩次投壺尊孔雅集。一是聯絡感情，二是以禮賢下士的招牌發現幕僚和參謀人才，其中確有不少人上書獻計獻策的，懷揣所謂錦囊妙計，遠道而來者也所在多有。
一般來說，各地的軍閥都各有野心，擁兵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