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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政治，懂得並不多。其實記者大多無求於他。他的左右說他個性強，其實就是愚而好自用。
李宗仁、白崇禧算是最善於應付記者的軍事長官，他們態度誠懇，有說有笑，乃是懂得宣傳的人。新聞記者樂於在五戰區工作，這和政治上的派系，全不相干，只是個人覺得環境不錯。
抗戰烽火的澆鑄之二（9）
薛嶽和陳誠的部屬，戰戰兢兢，唯恐出什麼亂子。
劉峙的記憶力最好，這是練兵、用兵的好條件之一，白崇禧的記憶力也不錯，他見記者的面，往往把往事細節說出來，頓增親切感。
衢州保衛戰高參仗義執言
浙江衢州守衛戰陷落，全憑第三戰區長官部參謀長溫鳴劍仗義執言。他嚴正指出，負責衢州東門的是一○五師一個營，敵人正是從這裡突破的，諉過於二十六師是無理的，這才將四十九軍軍部說得啞口無言。二十八師一個團幾乎打光，也因他的仗義執言免除不白之冤。當時任師長的曹天戈感慨說，溫公一語積陰德不淺。
1941年6月，二十六師歸入四十九軍建制，在衢州抵抗反攻的日軍。四十九軍的一○五師是東北軍班底，而二十六師是川軍班底，任務分配不公的現象嚴重。1941年末，國軍攻擊紹興，當時一○五師作為助攻等於袖手旁觀。此後的幾場大仗，二十六師都是作為馬前卒迎戰保駕。1944年夏天的守衛戰，造成了二十六師災難性的遭遇。戰前一會兒撤防、一會兒接防，一會兒立即投入戰鬥，曹天戈感到這是“交接防務問題上，竟會掩蓋著一幕啼笑皆非、窮於應付的惡作劇”。日軍一個旅團包圍該師的四個營，“一整天，在敵我雙方反覆較量中，炮火、槍聲之激烈、戰況之緊張，達到了驚人的高峰”。結果在敵人的瘋狂反撲之下，一○五師防地被突破，二十六師七十八團二線變一線，在敵人交叉火力之下，浴血奮戰，走後無法立足，打算泅水強渡過江，但處於日軍有效射界之內，部隊不死於城，便死於江。衢州再度失守。（曹天戈《龍游、衢州戰役的沉痛回憶》，見《閩浙贛抗戰》425~428頁）
南昌會戰參謀之厄
趙子立出身黃埔六期，後入陸大第十四期、西南軍政大學高階研究班畢業。曾任第九戰區、第五戰區和鄭州綏靖公署參謀長。他的《失守南昌道經過》記述了這樣的事實，1939年春，與第九戰區抗衡的日軍有六個師團。薛嶽代陳誠為司令長官。薛氏不大理會白崇禧，蓋有歷史恩怨，而對陳誠頗表忠敬。白崇禧以行營主任名義的電報或公文，如不合他的心意，常見他批覆：不理，胡說。
趙子立時任九戰區長官部參謀處副處長。他認為，在薛嶽的範圍內，幕僚尚有發揮的餘地，如得他首肯的計劃，“幕僚可以放膽辦事，不像後來筆者跟著劉峙那樣，處處要受上級和下級的干擾或阻礙”。
對付日軍的六個師團，九戰區的部隊如下：十九集團軍羅卓英，指揮五個軍。吳奇偉軍團轄三個師。三十集團軍王陵基轄兩個不完全軍。湘鄂贛邊區遊擊總指揮樊嵩甫轄八個推進縱隊。二十七集團軍楊森轄一個軍。十五集團軍關麟徵轄兩個軍，建制完備。二十集團軍商震轄三個軍。第一集團軍盧漢轄兩個軍。戰區直轄軍俞濟時轄三個師。此外還有戰區特種部隊，如重炮、工兵、佈雷、通訊等等。
趙子立和戰區高參杜建時負責擬訂作戰計劃。他首先分析了地形，鄱陽湖一帶，水網縱橫，河流有的可以徒涉，有的非船渡不可，有的地區高地和盆地交替。
對日軍的進攻估計：大兵團運動困難，對雙方都如此。估計日軍將利用贛江阻礙將國軍順勢納入其包圍圈。
我軍決戰地點的選擇：力圖避開日軍重炮的射界，決定向西牽制，逐次抵抗，潦河南岸向北反擊，將日軍反包圍於奉新、安義地區。故採取誘敵深入法，對鄱陽湖至潦河部隊，實施縱深配備，多路火力封鎖港汊阻擋日軍登陸。修河南岸部隊先防禦，後逐次採取攻勢；控置部隊採取東西兩面夾擊的態勢；交通方面，將日寇即將進攻的地帶道路全部破壞…… 。。
抗戰烽火的澆鑄之二（10）
這個計劃送交薛嶽斟酌時，已經打了一個折扣。羅卓英又對修河南岸部隊予以調整，參謀處非常著急，但無法制止，又打一個折扣。
3月中旬日軍首先向羅卓英部發起第一波攻擊。“不斷由突破口注入兵力，並在修河北岸升起氣球，指揮炮兵向我陣地密集射擊，繼以猛烈衝鋒，（我）四十九軍不能支援，向南潰退……”日軍又攻其側背……於是當時國內鬨傳，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