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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純軍事觀點和區域性安排不能單獨存在。
在最後關頭，他也發牢騷：“我真不明白，總統只知寫手令、打電報，戰場實際情況，他老人家全不清楚。”
他罵雜牌：“我早就說過，雜牌軍靠不住，越多越是禍害，關鍵時刻就倒戈，真他媽的害人精！”事實也確如此，若非吳化文、劉振三、張克俠、廖運周等軍頭在緊要關頭拉開口子倒戈，即使徐州突圍決策欠妥，也有希望全師而退，倘能順利轉進淮北，至少可以保住江南半壁江山。
至於邱清泉驕悍的原因，當時杜聿明還未到差，他是以副司令代司令官的。邱清泉在當時，有人說他是驕兵悍將，他的驕悍確是有名的，然而他也說國防部的命令不能聽，一聽就打敗仗，正好陷入圈套。他嘗謂：“國防部的命令未到手，副本早送給陳毅了，我們還打什麼？”這是開玩笑，但事後也印證了，第五縱隊假借最高統帥的名義把徐蚌前線50多萬將士驅趕到了絕境。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認為軍人乃以打勝仗為目的，戰場情勢瞬息萬變，必須因時制宜，墨守成規如何能打勝仗？說他驕悍則可，說他不忠則不可。他是他們校長的忠實信徒，他在碭山就任第二兵團副司令時，有一段誓詞是他自己擬的：“總理在天之靈，使我們作為委員長的學生，如果不服從命令，則雷打火燒，天誅地滅！”他頗有盡忠於疆場的決心。
邱清泉說，雜牌都是害人精，雖屬情緒化語言，不可謂不經典。蓋民國幾十年，並沒有真正的統一，日本打來了，造成的是虛假的團結，虛飄的組合，一旦戰後重新面對亂麻一團的國事，種種矛盾忽然都到眼前。軍閥對蔣先生的投靠，大多是一時的利害的選擇。時過境遷，或者合作投靠的過程中，還有許多的不滿和怨尤，造成離心離德。
遠征軍參謀的絕地行軍
抗戰期間，一代青年幕僚也成長起來，很有一番作為。
羅友倫在1939年底，從陸大研究院調到第五軍擔任參謀處長，本來張發奎在抗戰時是第四戰區的司令長官，他打電報給陳誠，要羅友倫擔任第四戰區的作戰參謀處長。這個職務是很高的，因為下面有軍團、兵團，然後下面才有軍、師、團……隔了好幾層。他沒到張發奎那兒當大處長，而選擇第五軍當了小處長的原因，在於前者（戰區）機關牌子太大，指揮機構太高，除了做計劃之外幾等懸置；而部隊（軍）的參謀處長則是直接管部隊的，兩者差異很大。羅氏甫上任即督練軍直屬部隊，有時直屬部隊比一個師還大，如戰車團、汽車團、工兵團、輜重團等很多團的部隊都歸參謀處督練，天天在部隊裡活動，令其感覺很踏實，這和士兵的聯絡是零距離的，再以第五軍是王牌機械化部隊，精華都在裡面。
他到第五軍當上校參謀處長，正好趕上崑崙關消滅日軍的凱旋曲。
1942年2月，第五軍開赴昆明，旋即轉赴緬甸，這即是遠征軍。那時羅友倫已是少將參謀長了，督導了3萬多名部隊、1000多部車輛，由昆明運輸到臘戍，後來司令部就設在緬甸梅苗，美軍史迪威將軍、英軍蒙巴頓將軍的司令部也同駐一個山莊裡。盟軍就在那裡舉行聯盟作戰會談，最後採用第五軍幕僚研擬的作戰計劃，以第二○○師南下緬甸中部的同古阻止日軍前進。
抗戰烽火的澆鑄之三（11）
於是第二○○師到了同古，與日軍發生了激烈的戰鬥，終被日軍三面包圍了，那時最高統帥命令該師死守同古，犧牲到最後，以表示國民革命軍的精神。因為救援部相隔百里遠，所以只能在撤退與死守之間做選擇，假如死守，就會眼睜睜地看著被敵人包圍、殲滅。那時第五軍有三個師，如果有一師被敵人吃掉，只剩兩個師，士氣一定受挫，而且坐視不救，有損指揮道德，因此羅友倫力主撤退。但撤退是違抗最高統帥的命令，可能受軍法審判，羅氏和軍長杜聿明、最高統帥部參謀團團長林蔚在房間內反覆討論了幾個鐘頭，始終沒有結論。時至深夜，羅友倫說：“假如不立刻即下令撤退，就再也沒有撤退的機會了，如此一來，一定會完全被敵人包圍殲滅。”於是他動手擬好了命令，請杜、林簽字，他們都不肯籤，羅友倫只好先簽名以示負責。那時作戰有一個嚴格的規定，就是指揮官與參謀長同負責任，所以要是違抗軍令，軍長、參謀長都要接受軍法審判，最後軍長杜聿明被他說服，也簽了字。在一夜之間全師循著鐵索橋渡過河川撤退，使拂曉前敵人四面包圍攻擊撲了一個空。事後第五軍二○○師戴安瀾師長向羅友倫抱怨，說軍部不管他，將他丟在那兒。實際上是撤退命令發晚了。緬甸同古戰役之後，接著又
